赵大勇开了二十二年首班车，车上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
他记得每一个常客。除了卖菜的周大爷，还有住在第五站附近的环卫工刘姐。刘姐总在5点20分上车，去人民路扫街。她上车时总带着一个旧水壶。赵大勇看见，会在等红灯时提醒她：“刘姐，水壶盖没拧紧。”刘姐就笑：“赵师傅，你眼睛比我还尖。”

还有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。他们住在城北，去城南的重点中学读书。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在车上背单词。赵大勇从后视镜里看他们，有时会想起自己的女儿。女儿赵小薇前年考上了上海的大学，现在很少回家。她上高中时，也坐17路首班车。赵大勇每天在车上等她，看她上车、找座位、打开课本。那时候，他觉得，这一车一车的孩子，就是城市的希望。

后来，女儿毕业了，首班车的学生换了一拨又一拨。可赵大勇依然每天准点发车。他说：“只要还有孩子要赶早课，这趟车就不能停。”

当然，车上也有赶早班的工人。他们在城北的工地上干活，戴着安全帽，拎着盒饭。赵大勇会提醒他们：“师傅，后门关上再走。”工人们有时累得靠在一起打瞌睡。赵大勇就把空调温度调得合适，转弯时放慢速度，让他们多睡一小会儿。

有一个年轻女孩，几乎每天都坐赵大勇的车。她总在第七站上车，坐在靠窗的座位，望着窗外。她二十出头，瘦瘦的，穿一件灰色外套，耳朵里塞着耳机。赵大勇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也没说过话。但有一天，女孩下车前，在投币箱旁放了一个小橘子，对赵大勇说：“师傅，谢谢您总等我。”赵大勇愣了一下。原来，有几次女孩跑着赶车，他都在站台多停了一会儿。他说：“没事。车等人，人不赶。”女孩笑了笑，下车了。

从那以后，女孩每次上车都会跟赵大勇点点头。他们像两个默契的旅伴，虽然不曾深谈，却在这凌晨的公交车上，交换着无言的善意。

赵大勇觉得，这趟首班车，就像一条河。他和乘客们，都是河里的鱼。水面安静，水下却有温度。他喜欢看他们上上下下，看他们带着各自的辛劳和希望，去往城市的各个角落。每到一个站，报站器的声音响起来。他觉得，那声音里，有这座城市的呼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