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庆节后，杨秀兰让孩子们写一篇作文，题目是《我的学校》。

春妮写道：“我的学校在大山里，只有一间教室。可我们的杨老师什么都会，语文、数学、唱歌、画画。如果学校没有了，我就不能天天看见杨老师了。我想我的学校永远都在。”

小豆子不会写字，用铅笔画了一幅画：几间小房子，房子前站着个小人，小人旁边画着颗**的心。杨秀兰问：“这是谁呀？”小豆子说：“这是杨老师，心是我给老师的。”

杨秀兰把孩子们的作文和画都收好。她想，这些就是最好的证据。

她把这些作品拍成照片，又让村支书帮忙写了一份村里适龄儿童的情况说明。然后，她亲自去了趟县里。

从青崖村到县城，要先走五里山路，再坐两个小时班车。杨秀兰早上五点多出发，到县教育局时，已经快十点了。

她没去办公室，直接等在教育局门口。门卫问她找谁。她说：“我找能管撤点并校的领导。我是青崖村小的老师。”

门卫通报后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干部接待了她。杨秀兰把孩子们的作品摊在桌上，又把一沓材料递过去。她说：“我不懂政策，可我知道，教育公平不是让所有孩子都去一个学校，而是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好学。我们村小的孩子，大多没出过山。让他们走十几里路去上学，不现实。我教了二十八年，我可以继续教。只要还有学生，我就不会让这课堂空着。”

那个干部认真地看了材料，说：“杨老师，您的情况很特殊。我会向领导汇报。您先回去，注意安全。”

杨秀兰说：“我不怕等。可孩子们等不起。这个学期快结束了，下学期呢？”

干部没有给出明确答复。杨秀兰鞠了一躬，转身离开。她走出教育局大门，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，心里却异常平静。该做的，她都做了。接下来，只能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