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没有伸手。

帘子后面的衣裳挂得稀稀拉拉，那件蓝布衫在最里头，袖口接的那半寸颜色深一点。掌柜的女人站在帘边等他说话，他看了几秒，把帘子放了下来。

昨天他进这间里屋的时候就想好了。衣裳再看，也是人家的衣裳。口袋里是什么，得让该拆的人拆。这行干久了，手会痒，手痒的时候，就想想自己是干什么的。

“这件不能动。”他说，“她留了话，让她儿子自己来拆。”

“那你今天来做什么。”

“来看一眼，记个地方。”常晏清说，“这两天我请他来。”

女人把帘子边的灰掸了掸。“他要是死活不来呢。”

“会来的。”他说，“他把一柜子衣裳都烧了，就为不拆这一件。”

从洗染店出来，他没直接回工作室，绕到了乐安路。院门锁着，火盆清过了，灰装进了一只塑料袋，搁在墙根。他站在门口把上一回的话对了一遍：烧掉的东西不接、不听。可没烧掉的呢。规矩里没写。师父没教过，是因为师父那时候没遇上过这种事：一柜子衣裳烧成十一块口袋裁片，偏偏有一件寄在别人手里。

他往回走的路上买了两瓶水。一瓶自己喝，一瓶拎着，到了收废品的场子门口。

场子在城西铁路边，铁皮门半开，过磅的地磅上停着一辆三轮。卫东在里头分拣纸壳，戴着线手套，看见他，手停了一下，又接着撕胶带。

“水。”常晏清把瓶子放在门边的窗台上，“天热。”

“我不喝你的水。”

“不是给你的。”常晏清说，“是给阿姨的。她在里头分泡沫吧，这屋里没风。”

卫东的胶带撕到一半，停了。里屋传出来窸窸窣窣的动静，吕萍没出来。

“你有话就说。”卫东把纸壳踩扁，“我忙着。”

“你妈有件衣裳，寄在后街洗染店，四月十一存的，半年寄存钱，她自己交的。”常晏清说，“上个月十五号，她还去看过一回，没取。她说那件衣裳上有个口袋。”

卫东直起腰。线手套在裤腿上蹭了两下。

“口袋里有什么，她没说。她只说了一句，什么时候你想通了，让你自己来拆。”常晏清看着他的眼睛，“拆口袋的拆。针脚是她自己锁的。”

卫东站在原地，喉咙上下动了一回。过磅的地磅显示器跳了一个数，又归零。

“我不去。”

“为什么。”

“没什么为什么。”卫东把蛇皮袋抖开，铺在三轮车斗里，“她走了，这事就完了。烧都烧了。”

“烧的是你烧的。”常晏清说，“可灰里的口袋是你剪的。剪下来再烧，一件一件，十一块。你烧之前把口袋全起走了，又全烧了。你找东西找得比谁都仔细，卫东。一柜子衣裳你没漏掉一件，就漏了那一件。”

卫东的手指在蛇皮袋上收紧了。

“面包车的事我听说了。”常晏清的声音放慢了，“白漆刷过的，后轮挡泥板缺一块，往东走。来问你收过带编号的老物件。”

里屋的动静没了。卫东的腮帮绷起来，半天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：“他问的那些玩意，我们家没有。”

“我知道没有。”常晏清说，“可你以为有。你妈年轻时给单位做制服，一量一大摞，单位你没问出来。那人上门问的时候，你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你怕她留了什么不该留的东西在家，怕那人再来。所以你翻柜子，剪口袋，烧衣裳。你不是不想留她的东西，你是想烧干净了，就没人再来问了。”

卫东不说话了。院子里只有铁路那头的货车声，很远，一节一节。

“我是怕。”他说。声音低下去，“我妈一个做衣裳的，跟那些东西有什么关系。那人站在我家门口，不进来，就问我一句话，家里有没有旧制服，带号的。我说没有。他不走，站了半天，看了看我家的窗户。我妈那阵子刚走，屋里灵堂还没撤。”

“后来你就烧。”

“后来我就烧。”卫东说，“烧干净，他就不来了。”

“他来没来。”

“没有。”卫东顿了顿，“可我夜里老听见车响。”

常晏清把水瓶往窗台里推了推，让瓶子靠稳。

“你妈知道有人来过。”他说，“她上个月十五号去洗染店，站在门口没进去。那时候她已经病得很重了，她还专门绕一趟，去看那件衣裳在不在。她不怕那人，她怕你。她怕你把那件也烧了，又怕你拆开。她在等你想通。”

卫东蹲下去了。蹲在三轮车边上，线手套捂着脸，肩膀没有动，半天，闷闷地说了一句：“她到底还藏了什么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常晏清说，“你去了就知道了。”

下午四点，洗染店的玻璃门被推开。卫东站在门口，没进来，先朝里看了一圈，像在确认屋里没有别人。常晏清坐在靠墙的条凳上，跟他点了点头。掌柜的女人从柜台后面站起来，什么也没问，进里屋把那件蓝布衫取了出来，摊在案板上。

袖口接的那半寸，颜色深一点。口袋在左襟下面，袋盖压得平平整整。

卫东洗了手才过来。女人给他一把小剪子，他没接，从自己兜里摸出一根针。这个动作让屋里两个人都没出声。他到底是裁缝的儿子。

袋口的针脚是回针，一行压着一行，收在角上，藏了线头。卫东的针挑进第一针的时候手抖，挑了三次才挑开。他挑得很慢，一根线一根线地退，像怕碰疼了什么。常晏清坐在条凳上没过去，看着窗外的电线上落了两只麻雀，又飞了一只。

口袋拆开的时候，里头的东西自己滑出来一角。

一张纸，硬挺，边角齐的。卫东把它抽出来，又从口袋深处摸出第二件，薄薄的，硬纸壳衬着。

第一件是存单。一张老式的定额存单，纸面发黄，存入日期是一栏打印的数字：一九九八年十月。户名两个字。卫东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，念不出来似的。

“谁。”他问，问的是常晏清。

常晏清接过来看了一眼。两个字，他不认得这个人。存单上盖的章是城西储蓄所的，章也旧了。

“不是咱家的姓。”卫东说，“我妈认识的人里头，没这个姓。”

第二件是照片。巴掌大，黑白的，边上剪齐了。卫东翻过来，只看了一眼，就把照片扣在了案板上，手按着，像按着一只活的东西。

常晏清伸出手：“给我看看。”

卫东的手指松开，照片翻过来。

两个人站在一座桥跟前。年轻的卫秀兰梳着两条辫子，手里抱着一摞叠好的布料，笑得眼睛弯着。她旁边那个男人高一些，穿旧工装，袖子挽到肘，手里拎着一把长尺，也笑着。他们身后是没完工的桥墩，一排，水泥模板的木纹都照得出来。工地上拉着横幅，字太小，认不清。

照片背面有铅笔字，写得很轻，描过一遍：

江州大桥工地。一九九八年十月。

常晏清盯着那行字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。这行字他三天前刚见过一回。他爸笔记本第68页，铅笔画的桥墩平面图，六个墩，从西往东编成一到六，图角上一行日期，一模一样：一九九八年十月。

他妈做衣裳，一个量一摞，单位没问出来。现在单位有了：桥东工地。照片上她抱的那摞布料，蓝的灰的，是工装料。她给工地上的人做衣裳。

那个拎长尺的男人呢。常晏清把照片凑近了看。他见过这张脸吗。没有。可那个站姿，那个挽袖子挽到肘的样子，跟全守义家那张复印件上的人，像是一个模子里站出来的。

存单。一九九八年存的两百块，二十八年没取过，一直压在一件蓝布衫的口袋里，缝死了，压在他妈的针线笸箩底下那样压着，压了二十八年。

“我妈那时候刚嫁给我爸。”卫东的声音发干，“九八年，我五岁。她说是去城西给人做衣裳，一去半个月。我爸提过一嘴，她不认。”

“这张照片她藏了一辈子。”常晏清把照片轻轻放回案板，“到死没跟你说。”

卫东捏着那张存单，捏得很紧，纸边都硌出了指印。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，最后说的是：“她上个月来，是不是就知道自己不行了。”

“她知道自己不行了，才把话留给你。”常晏清说，“她没让自己说。她让你自己来拆。”

卫东在案板前站了很久。掌柜的女人过来，把熨斗的插头插上，又拔了，像是找事做。窗外的麻雀落回来，电线晃了两下。

“这张照片。”卫东忽然抬头，“你拿去。”

“这是你家的东西。”

“你认得那个桥。”卫东说，“你上次站在我家院子里，灰你也看，本子你也记。你在查的东西，跟这座桥有关系。”

常晏清没应。

“我妈的事我认了。”卫东把照片往他这边推了推，手背上全是拔过线头的小口子，“存单我收着。钱我要给她取出来，取出来，给她烧过去。可这张照片在我手里没用，我连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。你要查，你拿去。”

常晏清看了他一会儿，把照片收进了外套里袋，贴着那个抄规矩的纸。

“三天。”他说，“三天之内有结果，我告诉你。没结果，原样还你。”

出门的时候天擦黑了。卫东站在洗染店门口没走，隔着玻璃门看他骑车拐出巷口。掌柜的女人在他身后说了句慢走，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，又静了。常晏清骑得不快。晚风从河那边过来，带着水汽。他过了北关桥，没停，一直骑到工作室楼下，锁了车，上楼，开灯。

他把照片放在台灯底下，摆正。

左边是打火机，中间是照片，右边是他爸的笔记本。他翻开第68页，把两张纸并齐了。桥墩平面图，六个墩，编号一到六。照片上那排没完工的桥墩，他数了数，露出来的是四个，模板的木纹，还有第五个刚刚立起来的钢筋骨架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，他爸在图纸上画桥墩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，他妈给桥墩跟前的人做衣裳。

两个不该认识的人，在同一个月里，站在同一座桥上。二十八年后的同一个月，一个死在桥上，一个把一封信缝进口袋，等她的儿子想通了，自己来拆。

顶针还在软布里。常晏清看了一眼台灯边上那圈凹坑，没动它。

他把照片翻回正面，又看了一遍那排桥墩。照片右下角让拇指磨得发白，是常年被手捏着的地方。一张照片被人捏了一辈子，捏白了右下角，也没能把它捏出那件蓝布衫的口袋。

明天零点，他想再问一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