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同一间会议厅。过道里加了两排旁听椅，坐满了。

昨天那一例的消息，半天就传遍了学会。年轻人来了不少，白大褂底下露出各式各样的毛衣领子，有人抱着笔记本，有人一进门就踮着脚往里看。走廊里有人在核对上午的议程，念到“病例演示”四个字的时候，特意放慢了。

首席专家到得最早，面前那杯茶换成了浓茶，酽得发黑。

今天这两例是医鉴办连夜从存疑病例里挑的，都是各家医院推来推去、谁也不敢下结论的老大难。挑的时候就打过一个招呼：病人家属别来，病人自愿。两个病人一早接到通知，都愿意来。

第一位进门的是个中年女人。

病历上一行字：反复发作性乏力伴呼气异味，半年，多项检查无阳性发现。后面附着一行会诊意见：癔症倾向，建议心理科。

女人在椅子上坐下，手一直攥着衣角。走廊里有人小声说，这病例他听说过，心理科都收过一回了，自己又跑出来的。

首席专家照着程序问：“你愿意让这位医师按他的方法看一看？”

“看。”女人说，“看几张纸了，多一张不多。”

沈闻请她坐直，没有搭脉，也没有伸手，只往前走了半步。

女人的呼吸不匀，说完那句话，胸口起伏了两下。他站在她侧面，隔着一步半，等她呼吸。

一呼，味道进来。

甜的。先甜，后腻，一呼一至，像三步外有人剥一颗熟透的柿子，甜味一层一层往喉咙里落，落到底就坠住不走。

他没有闭眼，十秒，开口。

“不是癔症。”他说，“酮症，边缘性。她的胰腺在透支，查糖耐量。”

心理科三个字刚被人提起过，此刻会议室里安静得有点难堪。会诊意见就附在卷宗里，白纸黑字，几位专家都翻到过那一页。

“荒唐。”那位本市专家又开口了，“她血糖查过四次，都在正常值。酮症？”

“她查血糖，是在发作间期。”沈闻说，“发作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医院里一躺一天，等到抽血，早过去了。她说反复发作，那就等一次发作。现在口里有甜腐味，就是发作中。当场验，尿酮，两分钟。”

会务组的人出去安排。一支尿杯，一条试纸，两分钟。

试纸拿出来的时候，会议室前排的人都站了起来。紫色。强阳性。

会务组的人小声报了个时间：从沈闻开口，到试纸变紫，十一分钟。两分钟是试纸反应要用的，其余九分钟，耗在取尿杯和排队上。倒是比昨天那例的影像快。

女人看着那条试纸，手还攥着衣角，忽然就哭了。她说这半年，家里人说她装病，单位领导委婉地劝她回家休息，连她自己都快信了。今天早上出门，她把住院的包都收拾好了，心想这回要是再查不出来，就去心理科，住多久都行。

抽血送检，糖化血红蛋白回报：偏高。糖耐量试验安排在下午。边缘性的胰岛功能减退，一次次小发作，攒成了“癔症”两个字。

那张会诊意见从卷宗里抽出来，还给了医方代表。没有人再提心理科。

第二位是个老爷子。

七十一岁，痰中带血丝两年，按支气管扩张追踪，抗生素换了几轮，止血药用过几个疗程，血丝总也不断根。片子拍了十几张，年年像，年年没进展。老太爷不吸烟，不咳血块，就是晨起一口痰，里头带着一丝锈色，像洗过的旧铁。

“老爷子，”沈闻说，“跟我说两句话。”

老爷子说话慢，一句一停。他说这两年，冬天难过，夏天好些，药吃着，吃着吃着也就习惯了。孙子今年上小学了，接送去幼儿园那会儿，他还能骑车。

沈闻听他说完一段，请他咳一声。

老爷子咳了。痰音沉，带着泡。

沈闻往前走了半步，停在老爷子侧面。拇指在食指指腹上蹭了一下。

“张口，深吸一口气，再咳。”

老爷子照做。一缕味道随着那声咳散出来：凉，压舌根，往鼻腔深处钻，比昨天那位中年人的淡，却更沉，像是积了很多年，一层压一层。

他闭了一瞬眼。眉心后头，闷闷地疼了一下，像有人隔着棉花按了一下眉心。两息，散了。他抬起手，拢了拢白大褂的领口，肩线压低半寸，很快又直起来。

然后他摇头。

“血不在肺里。”他说，“往上走。鼻咽。”

专家席那边一阵翻纸的声音。支气管扩张，两年，胸片十几张，CT也做过，都盯着肺。没有人往鼻咽去想过。

“鼻咽？”那位本市专家皱眉，“鼻咽癌的筛查路径是有指征的，回吸性涕血、颈部包块、听力——他都没有。”

“我闻到的是鼻咽。”沈闻说，“镜子和血清，你们有。查不查，你们定。”

首席专家放下茶杯：“查。耳鼻喉，电子鼻咽镜，加急。EB病毒血清，同送。”

下午三点，鼻咽镜的报告先到：鼻咽顶后壁黏膜粗糙，一处浅表隆起。血清回报在四点：EB病毒壳抗原抗体，高滴度。组织活检送了快速病理。

老爷子做完检查回到会议厅，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等。他不完全明白他们在说什么，只跟会务组的人反复确认：不用住院吧？家里还等着他买菜。

傍晚，活检报告送到。

首席专家亲手接的。他没有立刻念，先自己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然后把那张纸放到阅片灯下。

第三张化验单落下的那一瞬，会议室静得能听见暖气管的滴水声。

鼻咽部黏膜慢性炎症背景中见异型细胞，呈早期癌变改变。

“早期。”首席专家终于开口，声音不高，“发现得早。这个位置的早期，治疗后的效果，是可以很好的。”

旁听席上没有人说话。那两位本市专家都在低头记笔记，从上午到现在，笔记本上已经记了三页。对面请来的那位省级专家没记笔记，一直在翻自己带来的卷宗。那位说“荒唐”的专家记到一半，停了笔，抬头看了沈闻一眼，又低下头去。

下午茶歇的时候，有个头发花白的专家拦住会务组的人，问登记的病例有没有上限。他说他手里有个病例，追了三年，查了三遍没结果，问能不能排进下一场。会务组的人说要看学会的安排。他还不走，又问了一遍。

那位说“荒唐”的本市专家没排病例。他散会前绕到沈闻旁边，站了几秒，说了一句：“胶囊内镜那例，回头把影像资料给我一份。”

说完就走了，没等回答。

散会前，首席专家把活检单收进卷宗，按了很久，忽然说了一句题外话。

“十五年前，我有一个病人。”他说，“也是痰中带血，按支气管扩张，治了八个月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没有看任何人，看着桌面。

没人接话。

他也没再说下去。八个月后那个病人怎么样了，他没说，会场上也没有人问。卷宗合上，会议散了。

旁听席的人往外走，走廊里都是压低的议论。年轻人三三两两，有人回头看他，有人围住会务组打听下午的糖耐量结果。沈闻收拾自己的材料，把登记本复印件一份份理齐。

他抬头的时候，看见旁听席最后一排，一个戴口罩的人起身走了。深色外套，走得不快。

他多看了一眼。

人群里已经找不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