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医堂的后堂比前堂窄，一张老案占了半间屋，案面让几十年的药戥和手肘磨得发亮。前堂的药香从门帘底下渗进来，比别处的陈，也比别处的稳。

一早沈闻就到了。聂广龄今天不出早诊，把整块时间留给了这桩事。姜黎和冯庚前后脚进来，手里抱着东西，谁都没多寒暄。案上，三线材料排开。

最里侧，是一袋新证据：夹层起出的病例复印册，与病案室存档原件的逐项比对表，还有双机构盲样初检的两页意见，附着受理号预留栏。三样东西，用三种颜色的标签分着，标签是姜黎的笔迹。中间，是一份近亲属申诉。申诉书是沈闻自己写的，三天前在出租屋里写了一夜：三年前的定案，依据是什么；今天的新证据，指向是什么；请求是什么。一条一条，不诉冤，不控诉，只陈事实。具名栏上写着他的名字，名字前面一行小字：沈济仁之子。

写这五个字的时候，他笔停了一下。父亲出事之后，这五个字在医院里被人嚼了三年。今天它落在申诉书上，落得端端正正。

最外侧，是一册行业联署，白纸黑字，一页一页翻开来，老专家的名字一个个签上去，墨色深浅不一，有钢笔，有毛笔，有一页的落款日期还是前几天的，墨透着新。

第一页领衔的位置，是聂广龄三个字。

“这一册，收了整整六天。”冯庚倚在门边，下巴朝联署册扬了扬，“有些人头一天就签了，有些人拖到昨天，说要再把比对表看一遍。看完，签了。老先生们，一个都不少。还有两个，是打电话让我代笔签的，按了章。手里有诊所走不开的那种。”

“三线并一箱。”姜黎站在案边，把每一袋的目录最后一遍点验，“你的意思是，新证据靠比对，申诉靠身份，联署靠分量。行，都齐了。”她拔出马克笔，在箱子的封条上写下日期和页数，又把三份回执的复印件按顺序夹进卷宗，笔帽按回去的时候，咔哒一声。

聂广龄坐在案尾，一直没说话。等他们装到最后一袋，老人起身，从后堂的樟木匣里，取出一页折得整齐的旧纸。

纸展开，是一张手抄的方子。药味一行一行，字瘦而稳。纸的边角磨软了，折痕却压得笔直，看得出收存的人隔些年就换一回折法。

“二十年前，他抄走的那张方子。”聂广龄说，“方子是他抄的，底是我留的。字对得上。”

他伸手抚过那页纸，动作很轻，像抚一件旧药器的包浆。“这些年搬了三回家，什么都敢丢，这张不敢。你爹的字，我认得的，闭着眼都认得。”

沈闻把那张底方接过来，跟帆布包里影印的现行坤宁方并排放在案上。两张纸，一新一旧，一张是老师的底，一张是学生的改。他的目光在两行药名之间走了一个来回，停在其中一行上，又倒回去看了一遍。心里那行眉批轻轻动了一下，陈皮易陈年。底方上这一味的用量，跟现行方不一样，炮制一栏落的小字也不同。他把到了嘴边的问题咽了回去，只问：“这份，怎么用？”

“出出入入，我写成专业意见，附卷。”聂广龄说，“哪里改了，为什么改，纸会说。不用你我说。”

老人当场把专业意见誊清，签字，用印。誊完，他把底方折回原来的折痕，收进樟木匣，匣子落锁。做完这些，他抬眼看沈闻，说了三个字。

“老规矩。”

沈闻把底方放回案上，退开半步。老人守了二十年的一页纸，今天交到了程序手里。他没有道谢。有些话在老规矩里是多余的。

联署的册子、申诉书、新证据，当天下午送进了受理窗口。沈闻没有跟去，递件的人是聂广龄的弟子，冯庚托的程序，每一步都有回执。

等待的那几个小时，聂广龄照旧出诊。后堂里听得见前堂的老人排队、咳嗽、道谢，听得见老先生闭着眼搭脉，一条一条报方子，报完了叮嘱忌口，一字不乱。姜黎把三袋材料的电子件又备份了一遍，两处不同地方的钥匙，一人一把。冯庚在门边打了两通电话，一句话没跟沈闻说。

傍晚，受理通知书送回国医堂。

通知书不长。特别听证申请，经形式审查，符合受理条件，予以受理；听证日期定为七月二十九日，周二。落款处一枚章，编号一行，日期一行，一行不多，一句不少。

聂广龄把通知书摊在长案上，取出印泥。钢章落纸，压下去，抬起来，“受理”两个字连着红章，端端正正压进了纸里。

从受理这天，数到听证那天，十七天。

沈闻站在长案前，看着那个红章。三年了。三年里他递出去过很多东西，回执、复印件、陈述、台账，一页一页都有去处，唯独这一桩，今天才算真正进了门。三年孤军，今天起，身后站着一队人。

“十七天。”姜黎在他身后轻声说，“够了。你父亲等了三年，我们十七天就够。”

冯庚直起身：“门开了。往后的仗，一庭一庭打。打完这场，我请你吃饭。二十年的老规矩，谁翻案谁请客。”

这话不像他。沈闻看了他一眼，冯庚面不改色。

沈闻没说话。他把通知书看了两遍，折好，贴身收了。后堂的药香静静地漫着，二十年的香，压着一屋子的纸。

同一天傍晚，省中医药研究所，副所长办公室。

秘书放下内线电话，走到办公桌前，低声汇报：特别听证申请，今天下午受理；联署牵头人是国医堂的聂广龄；近亲属申诉，具名的是沈闻；听证定在七月二十九日，周二。

桌后的人正在看一份文件。听完，他把文件合上，摆整齐，指节在封皮上敲了敲，敲了三下，不紧不慢。

“知道了。”贺维山说，“聂老那边的礼数，补一份去。你去忙。”

秘书带上门出去。办公室里只剩一盏台灯，窗外是研究所的院子，晚风把两排冬青吹得沙沙响。贺维山在桌前坐了一会儿，起身走到衣帽镜前，对着镜子，把一丝不乱的银背头又扶正了一遍。镜子里的人，白衬衫熨得没有一道褶，笑得体如常，像刚结束一场很成功的答辩。

他回到桌前，慢条斯理地拧开保温杯，喝了一口，拧上。然后拉开抽屉，取出日程本，翻到七月二十九日那一页，用钢笔写下一行小字：十七天。

笔尖停了停，他又往前翻了几页，在中间两天的格子里，各添了一个字：备。两个“备”字，写得跟受理通知上那个章一样，端端正正。

写完，他拨了一个号码。电话很短，他只说了一句。

“按第二套方案，准备材料。”

放下电话，他又从抽屉里取出那份专家库名单，铺在台灯下。名单是上个月刚换届的名册，一个名字一个格子，打印得清清楚楚。铅笔在名单上移动，顺着格子往下走，走过几个名字，没停。走到中段，停了停，圈出两个名字。圈第二个的时候，笔尖顿了顿，在纸面上压出一个亮点，然后才圈完。

他把名单看了片刻，合上抽屉。

“去请几位老朋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