城西的旧居民区还是老样子。晾衣绳在窄巷上头横七竖八地拉着，挂着的衬衫和床单把日头筛成一块一块，落在青石板上，晃眼。蝉伏在槐树里叫，叫一阵，歇一阵。

夹层随访记录上的三个地址，姜黎头天夜里抄在便签上，折成四折。今天按门牌一个一个找。

车上她把便签又看了一遍：“三个名字，三个地址。就怕人不在了。”

“人不在，东西兴许在。”

“东西也不一定。”她说，“十几年搬两回家，谁还留那些。”

沈闻没接话。车窗外，老城的梧桐一棵一棵往后退。

第一家拆了，原址起了停车场，收费杆上搭着一块洗白了的抹布。看车的人听了半天，摇头，说这一片拆了六七年了，老住户早散了。

第二家楼还在，防盗门换了三道锁。敲开来是个租户，说前房东早搬了，去哪儿不知道，电话也换了号。楼道里堆着纸箱，箱子上落着灰。

第三条巷子最窄，窄得进不去车，两边墙根长着青苔。巷底一扇纱门，开了。

开门的是位老太太，头发全白，梳得整整齐齐，衣裳的扣子一直系到领口。听完来意，她没问你们是谁，也没问你们怎么找来的，只侧身往屋里让：“进来坐。我等你们，等了三年。”

屋里干净得近乎空。八仙桌擦得发亮，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，照片里的人瘦，眉眼温和，穿着一件旧的确良衬衫。门后挂着一把蒲扇，扇柄上缠着胶布。桌上摆着两只红布包，方方正正，摞在一起。

老太太倒了两大碗凉茶，一碗推一个。碗沿磕了个小口，缺口磨得圆润，用了多年了。

老太太把红布解开，里头是两只旧病历袋。纸黄透了，袋口的棉线还系着原来的结。

“他走以后，我把这两袋东西收起来了。”她说，“这袋是医院发的，那袋是我自己一页一页攒的——每次拿药，单子我都多要一张。红布包着，一年晒两回，怕潮。邻居说晦气。我不觉得晦气。这是他最后几年，一身病换来的东西，就剩这点了。”

她坐下来，两只手搭在红布上，说得平，像在说别人家的事。

当年是怎么签的字。社区里来的人，白大褂干干净净，说话客气，说有个新药做试验，免费，药钱检查钱全包，管半年。他那时候腰一天肿过一天，住院住不起，一听免费，签字的手都没抖。头两个月还好，人能骑车去，回来还捎两个便宜的西瓜。后来药加了量，人就往下走。先是吃不下饭，闻着油烟就恶心；再是整夜整夜睡不成，坐在床沿等天亮；最后连楼都下不了，搬把椅子坐在窗前，看人家晾衣服。

走的那天是夜里。人没受多少罪，就是没的。

“开头那些人，半个月来一趟，抽血，量血压，拿小本子记，还拍照。”她说，“后来他人不行了，来的人就少了。再后来，不来了。本子上记没记他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药一直吃到末了，没人喊停。”

“第二天，社区的人来过一趟，拎了一桶油，放下就走。”她说，“往后再没人来过。没人问过一句。”

说到这一句，她的手在红布上按了按。

她也去找过，一个门一个门地敲过。人家翻出那张签了字的纸：试验是自愿的，字是他自己签的。她识的字不多，说不过，就回来守着这两袋纸。

“我不恨谁。”她说，“我就想要个说法。他不是懒死的，也不是命到了。他是把身子借给人家试药，用坏了。这个话，得有人说出口。”

屋里静了一会儿。墙上的照片里，那个人隔着玻璃看着桌面。

沈闻从帆布包里取出夹层随访记录的复印页，摊在八仙桌上，又请老太太把病历袋里的化验单取出一张。两张纸，并排放在桌面的光里。

姜黎俯下身，一根手指点着两行批号，对了一遍，又倒回去对了一遍。

“同一段。”她抬起头。

她把两张纸调换了个方向，指着两行字，用最平的话讲给老太太听：这上头记的药，和她家那袋化验单上的药，是同一批出来的。什么时候出的厂，什么时候进的病房，纸上都带着日子。

父亲记下的，和家属保管的，隔着三年，在一张桌面上对上了。同一段日子，同一段批号，一头封在药柜的夹层里，一头包在红布里。三年里谁也没跟谁通过气，字却一个都不差。

老太太不识批号。她只看两个人的脸色，看着看着，眼睛红了，又慢慢忍了回去。

“我早知道那药有毛病。”她说，“可我知道，有什么用。我一个老太婆，连他们大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。”

沈闻看着她。拇指在食指指腹上蹭了一下，停在半空。

老人身上，味是素净的。哀是哀的，病没有。这三年她是靠一口气撑着的，那口气到现在还匀。他把化验单轻轻推回去。

“这两张纸，往后有人替它们说话。”

老太太把化验单收回袋子，棉线的结照原样系上，红布包好，抱进怀里。抱的那一下，她把包拢在胸口，像抱着一件怕碰的东西。

出门的时候，她执意送到巷口。路过井台，她从窗台上抓了一把干花，塞进姜黎手里：“金银花，自家晒的。泡水，败火。你们这些孩子，熬夜。”

姜黎捧着那把花，道了谢。

沈闻在巷口站住，回头：“老人家，这个月二十九号，有个听证，就问那个药的事。您要是愿意，可以去坐。”

老太太愣了一下：“去了……要我说话吗？”

“不用。”沈闻说，“您坐着就行。”

老太太把怀里的红布包又紧了紧。

“我旁听。”她说，“我不说话。我就坐着。”

日头从晾衣绳的缝里漏下来，落在她全白的头发上。她朝他们摆摆手，转身往巷子里走，走得慢，背挺得很直。

回程的车上，谁都没说话。过了一个路口，姜黎把便签摊开，在头两个地址上各画了一道横线，又在第三个地址旁边，画了一个圈。

“三年，就这一家等到了。”她说。

沈闻看着窗外。车又过了一条晾衣绳林立的窄巷，绳子上的衬衫鼓着风，一件一件，像有人在那里招手。巷口的杂货摊上，收音机咿咿呀呀地唱着，唱的什么，听不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