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二十八日，周一，夜。

听证前夜。城里这一天热得很，入夜也不退，柏油把白天的温度一直烘到十点。江边的风到了夜里就懒了，懒得连楼下的树叶都懒得动。可是在这座城的几个角落里，有几盏灯亮得跟热气没关系。每一盏灯底下，都有一件小事，一件谁也不说、可是谁都知道分量的事。这一夜，这几盏灯下的事，沈闻要过许多天后才一件一件知道。

心内科家属楼，冯庚家阳台的灯亮着。

烫衣板支在阳台正中，一件白大褂平铺在上头。冯庚熨得极慢，先熨两只袖子，袖口对齐了走，再熨后背，最后熨前襟。蒸汽一下一下地冒，他数着节奏推熨斗，跟给谁号脉似的。他这个人，白大褂第二颗扣子扣了半辈子，没有一回是对的。明天不行。明天他要站在最板正的地方。

熨完，他把白大褂挂上阳台的衣架，退后一步看。衣线笔直，一道褶都没有，领子立得整整齐齐。他伸手把第二颗扣子扣上，看了看，又解开了。

“明天再扣。”他说，“明天扣对的。”

回屋前，他把熨斗的电线绕好，收进柜子最底层。又把明天要穿的白衬衫搭在椅背上，皮带抽出来，在手里比了比裤腰。都齐了。他在床沿坐了一会儿，没开电视。

手机在桌上搁着。他拿起来，翻到沈闻的号码，拨到一半，按灭了，把手机扣在桌上。

急诊办公室，姜黎的工位上，打印机一张一张往外吐纸。

她把纸按份数码好，一份装进牛皮纸袋，一份装进文件盒，第三份用软塑料袋封了口，抽了空气。马克笔在盒子侧面写上编号，一二三。写完她看了看，又在“三”底下添了一道横线。

“一份庭上用。”她说，“一份备着。一份，防着。”

三份东西分三个去处。牛皮纸袋搁她自己包里，文件盒明早送到冯庚车上，封了口的那个，她想了想，放进了科里带锁的柜子最下层，压在一摞旧排班表底下。钥匙装进白大褂口袋，跟那支马克笔挤在一块儿。

收拾完，办公室里没别人了。她把统计表的第一页在桌面上摆正，对着空屋子，把明天开场的两句话低声说了一遍。说完，摇摇头，嫌快了，又放慢说了一遍。第二遍顺了。她把纸重新码齐，码得边对着边，角对着角。

窗外的路灯光落在空椅子上。她想起头一回拿台账堵他的时候，也是这样一张桌子，也是夜班。那时候她的原话是，数据之外，都是玄学。这话她一个字一个字信了好几年。现在数据还在，玄学没了，剩下的是七栏账。

临走前，她在工位上坐了一会儿。台灯照着摊开的临床笔记本，她一页一页往后翻，翻到某一页，页边上有几行小字，字很密。她没细看，翻了过去，合上本子，关灯。

城南，妹妹家的小屋，水池边的水声停了。

康慎行把那件白大褂洗得干干净净。领口和袖口拿搓衣板又搓了两遍，过水过了四回，水清了，才拧干。他拧得很用力，毛巾拧到不滴水，一股劲从手腕贯到肩膀，指节都白了。这件白大褂，他两年多没穿了。挂在科里柜子深处，落着灰。前天他要回来，妹妹去把柜子打开了。

洗完，他用衣架把白大褂撑好，晾上阳台，退进屋，站在窗边看着它在夜风里轻轻地摆。袖子摆一下，下摆摆一下，像一个人在那儿试着站直。

窗台上，那只保温杯搁在老地方。他把杯子拿进屋，拧开，又拧上，没有喝。

明天要说的话，他从名字开始，一句一句在心里码好。码到哪一句，哪一句就沉下去一寸。码完了，他在床沿坐直了，又坐直了一回。

房门开了一条缝。女儿站在缝外看了一会儿，没进来，也没说话。门边的小凳上，搁着一碟切好的西瓜。他出来看见了，把碟子端进屋。西瓜很甜。他把碟子洗干净，扣回原处。

老城区，旧址门口，裴叔膝上放着那块三不治木牌。

他拿一块干净的软布，一点一点地擦。字缝里的旧灰擦净了，木头的纹路露出来，三行字在檐下的灯一笔一笔地清楚。讳疾者不治。试医者不治。绝医者不治。这块牌子挂过三十年，摔过，封过，灰里埋过，字没有一笔亏过。擦完，他起身退后两步，看了看。又上前，把左边的挂绳捋顺，再退后两步。

“明天有用了。”他对木牌说，“去，也得亮亮堂堂地去。”

回屋，他从柜子里翻出那身走亲戚才上身的深色褂子，抖开，搭在臂上，用手掌一遍一遍地抚平。褂子是多年前做的，那时候师父还在，说裴啊你这肩膀，做衣裳得多放一寸。抚平了，叠好，压在包袱最上头。包袱里还有两包用棉纸包好的茶，一包给冯庚，一包给那位聂老先生。茶不贵重，是铺子里存的陈料，自己配的。

灶上坐的水开了，他熄了火，没沏。留到明天回来再喝。

医院病区，最后一圈查房。沈闻走得很慢。

三床的老爷子睡了，呼吸匀匀的，监护的数字安安稳稳。他站在床尾看了一小会儿，没叫醒他。拇指抬了抬，没蹭。旧的底子，稳的。旧的底子，稳的。他替老爷子把滑到一边的被角掖了掖，退出去。

护士站，护士长把一杯温水放在他手边：“明天几点走？”

“坐早班车。”

“行。”护士长看了看表，“九点前到地方，人也从容。”她把水杯朝他推了推，“喝完再走。这些天，你没一顿饭是坐下来吃的。”

沈闻把水喝了。杯子放回去的时候，杯底和台面碰了一声，很轻。

走廊尽头的窗开着半扇，热风灌进来，吹得墙上的值班表哗啦啦地响。他过去把窗关小，又把吹落的排班卡插回卡槽。做完这些，他在护士站前的长凳上坐了三分钟，什么也没干，就是坐了三分钟。

回出租屋的路上，街边的烧烤摊正收，塑料凳摞起来，铁签子哗啦哗啦倒进桶里。他走得慢，把明天的事从头到尾理了一遍，又理了一遍。进门，开灯，把东西挨层放进帆布包：手札放最里层，信压在台账上，台账卷起来塞进侧袋。最底下，躺着一只小纸盒。他的手从纸盒上掠过去，没有打开。

清单抽出来，一样一样打钩。帆布包立在门口，正对着床。

受理通知书从贴身的口袋取出来，又看了一遍。钢章是红的，字是黑的，日期端端正正。他折好，放回贴身的地方，隔着衬衫按了按。

东西装完，帆布包不重。他提起来掂了掂，又觉得沉。三年的日子都压在这几层纸里，能不沉。

右手在包带上停了一下。

他把台灯拧暗一档。桌上，闹钟的针一格一格地走。他伸手把闹钟拨到五点半，放回去，看了一会儿。

灯灭了。屋子里黑下来，只剩窗帘缝里透进的一点街灯，和这间屋子里一个人的呼吸。

黑着，静着，他反而听见了这座城的声音。很远的地方有货车过桥，更远的地方有江水。这一夜，城里有些人跟他一样没睡踏实，有些人睡了，睡得比哪天都沉。

明天开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