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师函的日子，一天天往下掉。

第四天，陈默没再堵公司，没再托人带话。安静得让我有点不习惯。苏倩下班回来，看我安安静静在厨房择菜，嘀咕了一句：“不对劲啊，这姓陈的转性了？”我也觉得不对劲，但转念一想，他大概是真没招了——能托的人都托了，能演的戏都演了，剩下的，只有等那七天走到头。

第三天，苏倩的微信弹出来，是陈默发给她的长消息截图。大意是知道错了，给个机会当面谈，为了这个家。苏倩回得干脆：“你先把我姐的东西一件件还了，再谈你家。”我看了，没回，顺手把截图转给周野当材料。周野回了个“收到”，后面跟个竖大拇指的表情。

第二天，张翠萍又来过一趟。这次没闹，没拎果篮，没摔门。她就在楼下站着，仰头看我这扇窗，站了很久。陈默站在她身后，手虚扶着她胳膊，像扶一件易碎的瓷器。风把她的头发吹乱几缕，她也没抬手理。最后她转身走了，高跟鞋踩在雪化的水洼里，咯吱咯吱。我隔着窗帘看，没出声。

第一天。

陈默的短信，整整齐齐排着，从认错到诉苦到威胁，最后一条是凌晨两点发的：晚晚，东西我会还，函你先撤，咱不走到法庭上，行吗？给我留点脸。

脸。

这个词，从前是他们的武器。我妈的发夹被送人的时候，没人给我留脸。我摔了杯子、红了眼的时候，没人给我留脸。我蹲在出租屋地板上，把台账一页页誊清，手指冻得发木的时候，也没人给我留脸。

我没回。

那天我把台账又翻了一遍。四十七件，从那支护手霜到这支发夹，每一笔都还在。我合上本子，忽然不那么恨了。恨太累，我只是想把属于自己的，一件一件，拿回来。

第七天，到期。

早上九点，我带着三样东西去了周野律所：台账原件、律师函回执存底、还有那支录音笔。周野扫了一眼，点头。“材料齐了。不当得利这边，今天立案。离婚这边，协议他再不签，同步走诉讼。你确定不掺和那三十万的事？”

“确定。”

“行。”他笑了一下，“你这姑娘，难得拎得清。”

他在电脑上敲了几下，打印出两份文件推给我签。我签完，他收进档案袋，封口，像把三年的委屈，一并封了进去。

从律所出来，天阴着，要下雪的样子。我走在街上，忽然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。

闺女，我是陈广田。你那个案子，爷爷能作证。有空，跟我说说你公婆那点事。

我盯着那串号码，站了一会儿。寿宴上那个摔碗的老头，全场唯一没帮腔也没怪罪的人。他最后一眼看我，静得像口深井。

我回了一条：爷爷，谢谢。您说的，我信。但我自己的账，自己算清就行。

发完，我把手机揣回兜里。

雪，真的落下来了。落在肩头，凉的，却不刺人。

这场账，第一页是梳妆台，第二页是房产。可真正要算清的，从来不是那些物件，是我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