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院传票是元月中旬到的。不当得利案，被告是张翠萍。

那天早上，苏倩天没亮就发消息：我请好假了，陪你去。我回了个好。周野在律所门口等我们，手里夹着档案袋，见我就说，别紧张，事实在你这边。

我说，我不紧张。

这是真话。三年里我紧张过无数次——怕婆婆不高兴，怕丈夫夹在中间难做，怕亲戚说我不懂事。那些紧张，今天一样都不剩。剩下的，只有要把账算完的执拗。

法庭不大。我坐原告席，周野坐我旁边。苏倩在旁听席第一排，手机举着，屏幕亮着，随时准备把庭审录下来当备份。她跟我说过，这家人翻脸不认账是祖传的，留一手总没错。

陈默没来。

张翠萍来了。还是那件暗红呢子大衣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进门先扫了一圈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。她大概想不通，那个从前端茶双手发颤的儿媳妇，怎么就坐到了原告席上。

法官敲了锤。

周野先把材料递上去。台账原件，一页一页，日期、物件、价格，写得清清楚楚。录音笔，里面是她在电话里那句“你记的账，我认，反正也不是偷”。四十七件物品的照片和估价单。还有苏倩存的那段楼道监控——张翠萍亲口说“这房未必真是你的”那几句，连语气都录得明明白白。

张翠萍在被告席上撇了撇嘴。

“法官，”她说，“您听听，这叫什么事。儿媳妇跟婆婆算账，分什么你的我的。一家人过日子，东西拿来拿去，至于告到法庭上吗？她这是小题大做，寒了全家人的心。”

“至于。”我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法庭安静，每个人都听得见，“您拿的每一件，我都记了。这支口红，去年腊月初八，您从我梳妆台上拿走，当天陈婷来，您转手塞给她。那支发夹，我妈留下的，您说老物件留着占地方，送给了楼下收废品的李婶。四十七件，两万三千六百四十块。一家人，更该明算账。您要是觉得寒心，那三年的寒心，是谁给的？”

她脸一沉：“你血口喷人！谁承认拿了？谁承认了？”

周野按了播放键。

录音笔里，她的声音响起来，带着那种理所当然的腔调：“你记的账，我认，反正也不是偷，都是一家人。”法庭上静了一瞬。她张了张嘴，没再出声。

旁听席上，苏倩的手机稳稳举着，没抖一下。

法官问了几个问题，关于物品的归属，关于我妈发夹的来历。我一一答了。说到发夹，我停了一下。那是妈妈走后留给我的唯一首饰，铜底嵌着颗旧琉璃，不值钱，可我戴了十几年。

就在法官准备小结的时候，法庭的门又开了。

一个身影慢慢走进来。驼着背，手里捏个牛皮纸信封。

陈广田。

张翠萍猛地回头，脸色一下子白了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。

他走到证人席，法警核对了身份。法官问，你有什么要陈述的。

“我作证，”他说，声音不高，但稳，“她拿儿媳东西，我亲眼见过。梳妆台上那支发夹，是我看着她拿下去的。我不该装瞎，可那时候，家里闹起来，我压不住。”

他顿了顿，把信封递过去。

“还有桩事，我今天得说。我女儿陈婷出嫁，三十万嫁妆，流水都在这里。钱到账第三天，就被她转去填了陈默生意的窟窿。陈婷到现在不知道。我装了三年瞎，今天再不说，这谎我带进坟里，闺女都得记恨我一辈子。”

法庭里起了一阵低低的议论。法官让他慢慢说，把材料收了。

我坐在原告席上，忽然想起周野那句话——你们家这账，比你想的乱。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在算账。这个寿宴上摔碗的老头，从头到尾，没站他们任何人，只站了个“该还的得还”。

张翠萍当庭没再辩。不当得利，事实清楚，证据链完整。

出了法院，苏倩长出了口气，把手机收了。“你刚才那句‘至于’，我录下来了，真带劲。”

我笑了下，没说话。

半个月后，判决书下来：张翠萍十日内返还两万三千六百四十元；四十七件物品，能还的还，还不了的，按估价折价赔偿。

钱和东西，慢慢在执行。

只有一件，永远回不来了。

我后来问过张翠萍，楼下李婶那份发夹，还在不在。她冷笑一声：“早没了。老李家搬了三次，谁知道丢哪了。一支破发夹，你也记一辈子？”

我没回她。

可有些东西，记一辈子，不是因为它值钱。

我妈走的那年，我十九。她最后留给我的，就那只梳妆台，和台上那支发夹。梳妆台我搬来了，擦得锃亮。发夹，被这家人当成占地方的老物件，随手打发了。

案子赢了。可妈妈那支发夹，永远缺了一角。

我把梳妆台摆回窗边，台面空着一小块，像是提醒我，这一页，还没翻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