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醒来的时候，窗外那轮月亮，还是红的。

暗红，暗红，像一块泡在血里发了胀的肉，挂在天上，把整座城市都照得发乌。

我盯着它看了两秒，翻身下床，去厨房找水喝。

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

我生下来那天，天上挂的就是这玩意儿。

我妈说，三十年前，红月亮出现的那一夜，整个世界都变了。大半的人一夜之间发了疯，拿刀砍人的，站在楼上往下跳的，还有抱着死人笑得停不下来的。活下来的那一小撮人，连夜垒起了高墙，把自己圈在里头，一直在废墟里头，苟延残喘。

这些都是书上、大人嘴里听来的。

反正我没见过白月亮。

打我记事起，月亮就该是红的，天就该是这副半死不活的灰，跟人要吃饭、要喘气一样，天经地义。

我家在青港城旧城区，一栋快塌了的老楼，四楼，四零一。

一家四口，挤在四十平的小屋里。

“磨蹭什么，赶紧洗脸。”

厨房里传来“咚咚咚”的声音，是我爸在剁肉。

他背对着我，背很宽，肩膀厚得像一堵墙，一件洗得发白的背心绷在身上，后脖颈的肉绷得紧紧的。他一手按着肉，一手抡着菜刀，刀落得又狠又急，案板震得直颤。

“妈的，这肉铺老板又糊弄我。”他剁两下，骂一句，“一块破注水肉，也敢卖我那个价，明儿老子剁了他。”

“跟孩子说什么呢。”

客厅里，我妈坐在沙发上，低着头织毛衣。

她说话声音很轻，人也安静，盘着头发，身上围着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围裙，哪怕屋里的灯泡忽明忽暗，她坐那儿，也透着一股说不出的体面。

她手里的银针飞快地动，织一截，就把毛衣拎起来，对着光看一眼。

沙发扶手上，摆着一把裁缝用的剪刀，锃亮，刀口磨得发寒。

我妈有个习惯，剪刀不离手。

我没说话，拿牙缸接水，余光扫到地上。

我妹蹲在茶几旁边，正玩她那一筐破玩具。

她今年该有六岁了，留着个齐刘海，穿着件我妈给改的小红褂子，背对着我，一抽一抽的，也不知道在乐什么。

我漱了口，正想问她笑什么。

就听见“刺啦”一声。

我妹手里那个布娃娃，被她从中间，活活撕成了两半。

棉絮从豁口里翻出来，散了一地。

她把两半娃娃举起来，凑到眼前看了看，忽然咯咯地笑了，笑得肩膀直抖，笑得我心里头有点发毛。

“又撕东西。”我妈头也没抬，“昕昕，把那破娃娃扫了，回头妈再给你缝个新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应了一声，去门后拿扫帚。

我对这一切，平静得很。

平静到，你们可能觉得我是个怪物。

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屋子里的一家三口，我爸，我妈，我妹，别人是看不见的。

我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。

那年我五岁，邻居张婶来我家借酱油。我冲厨房喊，爸，张婶来了。

张婶站在门口，脸色一下子就白了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空荡荡的厨房，看了我半天，最后酱油都没拿，转身就跑，鞋都跑掉了一只。

从那以后，整栋楼都知道，四零一那个丫头，是个怪胎。

她会对着空气喊爸。

她会对着空沙发喊妈。

她还会蹲在地上，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小丫头，玩一下午。

我被拉去看过医生。

医生让我看一些奇怪的图，问我看见了什么，又拿小锤子敲我膝盖。最后他在病历上写了几个字，我那时认不全，后来才知道，写的是“精神分裂症”。

医生说，这病得吃药，吃了药，那些人就没了。

我偷偷把药，都冲进了下水道。

因为我知道，他们不是我疯出来的。

我爸炒的菜，我闻得见香，热气腾腾的，端到我面前，我能一口一口吃出咸淡。

我妈织的毛衣，我穿在身上，是真的暖和，针脚扎在脖子上，会痒。

最邪乎的是我妹。

她撕坏的东西，娃娃也好，书本也好，你别看她人小，第二天，那玩意儿准保烂得不成样子，像是被什么东西，从里头啃过。

七岁那年，我还不死心，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，偷偷找了个旧城区后头摆摊的瞎眼神婆。我把她拽到我家楼下，指着四楼的窗户，让她看我家是不是有脏东西。

老太太仰着头，站在楼下看了半天，一句话没说，抓着我胳膊的那只手，抖得跟筛糠似的。

后来，她连钱都没要，连滚带爬地走了。

第二天，那个摊子就没了。我打听了一圈，没人知道老太太搬去了哪儿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找过任何人。

我就认准一个理儿。

我爸剁肉的时候，案板上的葱花会被震得乱跳。我妈给我缝好的衣服，第二天还压在我枕头底下。这些东西，幻觉能变出来吗？

我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只知道，谁要是想让我吃药，让我看不见他们，我就跟谁急。

没了他们，我就真的只剩一个人了。

所以我没办法不信他们。

我也知道，这世道，活着不容易。

高墙外头，是“污染”。

我没去过墙外，只在广播里听过。说是红月亮出来以后，世界上就多了一种脏东西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可它能钻进人的脑子，把人变成疯子，变成怪物。

墙里头也不干净。

早饭桌上，那台老旧的电视机，正放着早间新闻。

画面抖得厉害，播音员的声音也卡。

“……昨日夜间，惠民小区发生一起集体性精神异常事件，据现场目击者称，整栋楼的居民同时出现不可控的傻笑症状，目前已有十七人被强制隔离，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，请附近居民减少外出，关好门窗……”

“傻笑。”

我爸把一碟炒肉墩在桌上，嗤了一声。

“那帮清理队的，都是吃干饭的。”

我妈给他递了双筷子：“吃饭，少说两句。”

在青港城，每个人都有一套活命的规矩。

天黑不出门，听见有人喊你名字别回头，闻到怪香味赶紧捂鼻子，瞧见墙根底下站着不动、脸贴墙的人，就要绕着走。

这些话，我从小听到大，耳朵都起了茧。

惠民小区被高墙围起来的，墙上架着铁丝网，隔一段一个瞭望塔，探照灯整夜整夜地扫。

城里又分了区，旧城区是最差的一片，住的都是些没门路、没本事的人。水是定时定量发的，肉是凭票买的，连个灯泡，都得排队换。

我家能在这儿有个四十平的窝，还是我爸留下来的。

我爸脾气臭，可他总有办法弄回吃的，我妈说，那是他本事大。

“爸，馒头。”

我妹不知什么时候爬到了凳子上，伸着手。

“给。”

我爸那张臭脸，一转向我妹，立马就软了，从蒸笼里捡了个最大的白馒头，塞她手里，还顺手给她擦了擦嘴角的口水。

我也拿了个馒头，掰开，夹了一筷子我爸炒的肉。

烫，香，肉里的油顺着指缝往下淌。

我啃着馒头，挪到窗边，认真的看天上的红月亮。

它在一栋栋灰黑色的破楼顶上头，安安静静地挂着。

楼下有人在排队领水，有人在骂街，更远的地方，隐约传来巡逻车的警笛，呜呜地响，没个完。

我看着这些，忽然觉得，这样的日好像也没什么不好。

每天只要有口热饭，有件暖衣，有个会骂街的爹，有个安静的妈，还有个爱撕东西的妹妹。

虽然这一家三口，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。

虽然外头的世界，随时可能让人变成怪物。

可好歹，我有家。

我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，抹了把脸，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工服，准备出门上班。

现在的我在旧城区一家小超市理货，工资不高，胜在离家近。

活儿也不累，就是偶尔要搬货。老板娘是个嘴碎的中年女人，见了我总爱念叨两句，说我一个姑娘家，眼神别老往空处瞟，怪渗人的。

我也懒得解释。

我妈送我到门口，往我兜里塞了个煮鸡蛋，又拿起那把剪刀，替我把工服上一根线头铰了。

“路上看着点，别走那黑巷子。”

“知道了妈。”

我爸在厨房里吼：“谁敢欺负你，记得跟爸说！”

我妹举着半个烂娃娃，冲我咯咯笑。

我推门下楼，谁也没料到，我妈这句叮嘱，当天就应验了。

那天本来是我轮休，老板娘临时把我叫去顶了半天班，等我结完账出来，天已经擦黑，红月亮从楼群后头浮了上来，比平时更红，像要滴下来血一样。

我懒得再绕大马路，多走二十分钟，脚都要废了。

街口的路灯坏了两盏，黑乎乎的。我想着这条巷子我摸黑走过无数回，闭着眼都认得，便把工服领子往上提了提，拐了进去。

然后，我就在那条废弃的巷子里，遇见了一棵树。

一棵会走路的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