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夜里死了一个人。

死法很干净。地上什么也没有。

后来我数了数，全村七条，一条一条都对。

死的那一个，一条都没破。

我们是十五个。我从水塘回来的时候数过。偏殿里睡了一地的人，喘气声此起彼伏。周小满坐在门口那块石头上，背靠着门框。看见我进来，他张了张嘴。没问。他当时就已经不问我了。我把湿鞋放在火边烤。烤到一半，那个穿睡衣的女人醒了，坐起来，眼睛在黑暗里找了一会儿，找到我。

“你去了后头。”睡衣女人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看见她了。”我没答。

“第七条。”她说，“可你没有叫。”

“我不骗你。”我说，“我没有叫。”

她把脸转回去，躺下。第二夜，事情是三更发生的。钱亮是队里最壮的一个，一米八几，穿一件迷彩外套。他跟另外两个人分一组，负责搜村西边那几间屋子。三更的时候，祠堂里响起了哭声。跟我在水塘边听见的一样。连续的，一口气拉得很长，像有什么东西堵在水底下。

所有的灯都灭了。有人喊：“别应。”

然后钱亮开了口。钱亮说的是：“谁？”

哭声停了半秒。半秒之后，钱亮往门口走。周小满在门口拦他，两个人撞在一起，撞得门框咚的一声。

“钱亮你他妈——”周小满喊。

“我看见东西了。”钱亮说，“西屋里有个人，手里拿着一面铜镜。他手上有东西，能通关的道具，就在他手里。”

“第七条。”

“那不是哭。”钱亮的声音不高，可每个字都咬得很死，“那是有人叫我。”

“叫你？”周小满问。

“他叫我的名字了。”钱亮说。

他说完这句就冲了出去。我跟着跑到门口，只来得及看见他半个背影。

系统提示音在他身后响了。

违规：应名。被叫者一应，即为认领。喊他的不是哭。是有人叫了他的名字——他答了“谁”，那一声就算应了。然后他从脚开始变。先是鞋。鞋里的脚没了。不是断，不是塌，是缩。皮肉像被什么东西从下面抽走了，一寸一寸往里收。

我们接过的活儿里最难办的一种，就是身上没有伤口的那种。皮是完整的，肉没了，摸上去是一只手套里头套一只手，中间空着。医生管那个叫“抽吸”，我们这边不发这个词，我们就说“掏空”

。我没有见过掏空是怎么开始的。今天我见着了。他还在喊。

“我看见——”钱亮喊。

他的声音也在跟着变。粗的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撞。喊到第三个字的时候，那个字已经只剩一半，后头那一半是从他嗓子里直接漏出去的气。我们给死人做口型的时候，最难的就是这个。人走了以后嘴唇不动，可喉咙里还有气，那口气要走完才停。我们得按着那个节奏，一下一下把话说完。

他那个话，说到一半就没了。他的小腿没了。他的膝盖没了。他的大腿没了。往上还在收。他的手从中间开始合拢，五指并到一根。他在往后退。他退了三步，退到门槛上，门槛卡住他的腰——不是卡住他，是卡住那个正在收窄的腰。他的身体已经细得像一卷纸。

他还站着。一条纸一样的人，站在门槛上。我听见周小满在我旁边喊了一句什么。我没听清。落地的时候没有声音。一个人从一米八掉在青砖地上，那一下该有一声。我们这行抬担架，四个人抬一个人下楼梯，喊号子，那**的号子就是给底下听见的。

没有那一声。一件迷彩外套落在门槛上。两只鞋，一左一右，摆得很正。鞋里有水。

回到祠堂，十五个变成了十四个。天亮的时候周小满在香案边上用炭笔重新排行次。他划掉了一个名字，划得很重，纸都划破了。

“十四个。”周小满说，“这才第一天。”

没有人接话。有一个姑娘蹲在门槛边，用手指去碰那件外套。她碰了一下就缩回来了。

“是干的。”姑娘说，“不是湿的。”

我看着门槛。那件外套是干的。鞋里有水，可外套一点潮气都没有。香案前面那两盏蜡还点着，火苗直得像钉子。香灰味压着蜡油味压在柴火味上头，一层一层，都是味道，没有一样是活的。祠堂里十四个人，一个挨一个站着，全都往门那边侧着身子。

没有一个人敢背对门。我干了三年这行。我知道人身上哪一处最先湿，哪一处最后干。人的衣服是从下面湿起来的。鞋、裤脚、腰、胸口，最后才是肩背。那件外套是从下往上干的。我把两只手插进袖子里，压在膝盖上。

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量水温。我把右手伸进右脚那只鞋里，摸水。温的。不是刚打进去的温。热水泼进去，头一分钟是烫手，之后凉得很快，凉到跟砖一个温度就停住了。这鞋里的水是温的，摸上去跟我手背一个温度。

它温了很久了。温得像是有人一直捂在鞋里。人走了以后，身上最后凉的地方是脚心。脚凉了，鞋里的水跟着凉，鞋跟着凉。这个我们天天见——人走了以后，我们会记他身上最后凉的那一块，记完了写在单子上，好跟家里人对得上号。

那双鞋是温的。一双温的鞋，说明有一只手，很久以前，把脚放在里面捂过。

“你把领口翻过来。”我说。

蹲着的那个姑娘愣了一下，还是翻了。翻过来看领口。我朝那件外套抬了抬下巴：“闻到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姑娘说。

我看着那件外套的领口：“什么味？”她把鼻子凑近闻了一下，脸色变了。

“香灰。”

“对。”我说，“纸在香炉里烧完是最干的。纸要干透，得先烧一遍。钱亮被抽走的时候，兜里的东西还在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姑娘问。

“该烧的都烧了。”我说，“他兜里那些纸片、票据、说明书，现在是干透的。他身上最后干的地方是领口——领口是纸碰得最多的地方，也是最先烧干的地方。”

我把领口捏起来。衬里的折痕还在，摸上去是软的。折痕是软的，说明它被折起来的时候是湿的；干了以后折下去的，不会软。这件外套是湿着叠好、叠好以后才干的。

“那他身上呢？”

“身上没了。”我说，“他整个人没了。我这一行验尸，验三样：瞳孔、皮肤弹性、按下去多久回血。瞳孔散没散，看死了多久；皮肤捏一下松不松，看泡了多久；手背按一下，白印几秒回来，看他还有没有血。”

我把手放在那件外套上。

“这三样我一样都没有。”我把手从外套上收回来。

“那你还怎么看？”姑娘盯着我。

“我看剩下的。”我说，“剩下的替他说话。”

她把外套放在地上，往后退了两步。没有人再碰它。我蹲下去，看那双鞋。鞋摆得很正。两脚分开半个肩宽，右脚在前。我知道一双鞋怎么摆，能看出一个人站着的时候是什么姿势。这个姿势我在殡仪馆摆了三年的鞋，摆的人是我们的遗体整容师。老师傅说，鞋摆不正，人就没走。

钱亮那双鞋摆得很正。正得不像是一个正在往外跑的人。我站起来。我把右手虎口那道疤捏了一下。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。我看着门槛上那两只鞋：“这个死法不太合格。”祠堂里十四个人都看我。

“姿势不对。”我说，“往外跑的人，鞋是拖着走的，右脚在前的时候脚跟会歪。这双鞋是站好了摆正的。他走到门槛的时候，已经不打算出去了。”

没有人说话。

“他不是烧干的。”我说，“抽走是从脚开始，这没错。可抽走不等于烧干。烧干的人身上该是全干的。他是下过水的。鞋里有水，衣领是干的——那是人泡过水以后留下的次序，不是火烧出来的。”

我说完，祠堂里安静了很久。一个姑娘小声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。我说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