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他念的是卷宗。”阿窈说，“名字是卷宗上的。”

“有什么区别？”

“区别是——”阿窈的手按在我袖子上，很轻，“念卷宗的人，记的是‘陈门新妇’。念名字的人，记的是‘阿窈’。他刚才跳过了‘陈门新妇’。”

“你怎么听出来的？”我说。

“我听了三十年了。”她说。台上，那胖子翻过一页。

“下一样。”县令说，“塘主陈三，去岁腊月病故。销。”

“销。”台下的应声。台下有人应了一声。

“下一样。”县令翻页，“账房沈录事，去岁三月，落水。销。”

我的手指在袖子里一下停住了。账房。沈。我的姓。那胖子接着念，念得很快，一样一样往下过，全是销，全是病故，全是落水。念到最后一个，他把册子合上。

“念完了。”县令说，“照规矩，无异议。”

“我有一句。”我说。

我把左手从袖子里抽出来，摊在胸前。那胖子看着我。我没有低头。

“丙子年七月十六。”我说，“沉塘一名。”

台下二十几把椅子，同时往我这边转了一点。

“‘丙子’。”县令说，“本册无‘丙子’。”

“三十年前。”我说，“上一个三十年。”

“本册无‘丙子’。”县令说。

他翻回最后一页，把册子立起来给我看。封皮上有一个戳。朱砂的，半个。我把木牌从怀里拿出来，托在手上。封皮上那半个戳，跟木牌背面那行“陈家新妇”底下被压住的字，是一个笔迹。

“这个戳盖到一半。”我说，“盖到一半被按住了手。”

“你念的不算。”县令说，“规矩上，念的人是我。”

我把木牌托高了一点：“那你念。”

他看了我很久。

“丙子年七月十六。”县令说，“沉塘一名。”

“下一句。”

“下一句不在册上。”

“在哪？”我说。

他抬起眼睛。他那双眼睛是干的，干得像两颗钉在木头里的黑豆。

“在塘里。”县令说。

台下没有一个人动。她在我旁边，也没有动。她只是把手从袖子上收回来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按着。我低头看她。她的脚在动。不是晃。是往水里伸。她的脚尖已经碰到了台子底下那块湿的地面。

“你想下去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下去。”阿窈说，“我下去，他们就得念完。念完了，我就在案里多留一年。”

“那你要留多久？”

她没有答。她抬起眼睛看我。那双眼睛里没有一点求的意思。她只是看着我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她说了一句我这辈子没有听过的、我也一直不肯忘的话：

“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下去？”她说。

我走到台子边上，蹲下去，把手伸进水里，摸到底。底下是泥。泥里有一只手。五指张着，手指全朝着上头，正对着她要下去的脚。我把那只手往下按了按。它不动。

“这是三十年前按我的人的手。”阿窈说，“他自己也死在塘里了。沉塘的人不放过沉塘的手，他们说手要记住。”

“手怎么记住？”我说。

“手记得最久。”她说，“人忘了，脸也忘了。”

“那我问你一件事。”我的手还浸在泥里，“这三十年，你记得几样？”

“三样。”阿窈说。

“哪三样？”

“一样是这双手。”阿窈低头看泥里那五根指头，“一样是水底下那一圈绳。”

我接着数：“第三样。”

“第三样是一声。”阿窈说，“我娘咽气前喊我的那一声。那是最后一声。她的脸我越想越白，那一声这三十年没白过。”

我把手抽回来。指甲里全是黑泥。我把手在她嫁衣的下摆上擦干净。她没有退。我说了实话。

“我下去。”我说，“我不骗你。我下去，是因为你问了我三回，你每回都问我跟不跟。三十年没有人问过你这个。”

她的呼吸停了一下。

“我下去不是为了陪你。”我说，“我下去是因为我想看三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想看那本册子上的名字是谁改的，什么时候改的，用什么改的。”

“你下去以后，看见的事，你不会说全。”

“我说全。”

“你会说全。”阿窈说，“你说全的时候，人家不会信。可你还是会说。”

“那是我的事。”我说。

她把脚从水里收回来。我伸手扶住她的胳膊。她的胳膊凉，凉得像一条刚从水里拿出来的绸。我们两个人从台子底下绕过去，走一条青石小路。

“你怎么知道有这条道？”阿窈问。

“周小满身上有一根线。”我说，“从他手心出来，穿过砖缝，一路往你们村里去。我跟着它走到这里。”

“他为什么有一根线？”阿窈说。

“因为他抬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。”我说，“而我知道他为什么抬头，因为那句话是我说的。”

她的脚步停了一下。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我说你不是鬼。”我说。她没有回头。

“我听见那天夜里你说了一次。”阿窈说。

“我说全了。”

“你说全了也没有用。”阿窈说，“这三十年，谁都说我不是鬼。他们说完就回家吃饭。”

我们两个人走到簿房门口。门虚掩着。她站在门外，不往前。

“我进不去。”她说。

“那我一个人进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一个人进，他会等你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记账的。”阿窈说。

我把门推开一条缝。屋里比外头亮。一排一排的架子，从地面到房顶，全是簿子，捆得像柴。架子上挂着木牌，牌上写着年份，最早的一块是万历。屋子中间还是那张桌，桌上还是那方砚，砚里的墨还是湿的。

刚才在门槛底下看的时候，我看见砚台底下压着一块青砖。砖上刻着一个字。刻得很浅，是一个“沈”字的右半边。左边那一半被人磨掉了。

“你看见了吗？”阿窈在门外问。我听出她的声音变了。不是慢。是快了。

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我又问了一遍。

“那方砚。”她说。

“砚怎么了？”我说。

“砚是账房先生的东西。”她说，“全村只有他一个人用这么大的砚。别人的砚都是小砚，装不下一张纸的墨。他那张大砚，一方要用三年。他说砚用久了才认手。”

我把手放在门槛上。我隔着门槛，把手伸进去，摸那方砚的边。我摸到了一只手。不是泥里那种。是一只手搭在砚台上，五指收着，是握笔的姿势。笔还捏在指间。我把手机的手电打开，光打在那只手上。我照着那只手，看了很久。

右手。我数它的指头。食指。中指。无名指。小指。小指翘着。翘得不离桌面，只翘起来一点。写字的人常用这个姿势，因为小指压纸。压久了，指节自己变形，笔一落纸它就翘着。三十年前有人用这只手记她的账。

三十年后这只手还搁在砚台上。我抬起头，往门外看。她站在门槛外面，一步都没有再往前。她的脸白得跟屋里那方砚台一个颜色。

“我认得那双手。”阿窈说。她的声音落下去，落得很低。

“他写字的时候，右手小指会翘起来。”她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