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名是有规矩的。规矩写在纸上，纸贴在墙上，村里人都照着办。可没有一个村子，会给一个记账的人自己留一个位置。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位置空着。

老猫靠在正堂的门框外头，手里那根看不清材质的围巾垂到膝盖。她在数柱子。一根一根数，数到第四根的时候跟我说：

“高阶副本跟低阶的不一样。”老猫的手从第四根柱子上收回来。

“哪儿不一样？”我的脚跟往前挪了半步，离她的门框更近了些。

“低阶的副本讲规矩。”老猫的声音压得很平，“讲规矩的地方，规矩就是规矩。你照着办，你就能待着。你不照着办，你就没了。简单。”

她把围巾往肩上绕了一圈。

“高阶的副本也讲规矩。”老猫换了个肩靠住门框。

“那不一样在哪儿？”我盯着她手里那根围巾。

“规矩是有人写的。”老猫用鞋尖在门槛上蹭了一下，“低阶的副本你只管守，高阶的副本你得问一句——谁写的。问完这一句，你就有事了。有事的人通常活不长。”

孟姜在旁边推了推眼镜。

“你说慢点。”孟姜的手还搭在镜框上。

“我很慢。”老猫的眼睛没有从柱子上收回来，“我这是快。”

我把木牌在手里翻了一下。

“你怎么知道这是高阶的？”我把木牌举到她能看见的高度。

“牌是空的。”老猫抬起下巴指了指我手里那块，“低阶的副本，牌上印着规矩，印得歪也是印了。高阶的牌上是空格子，因为规矩还没念。念了，格子就满。念完，规矩就成了。”

她停了半息。

“念规矩之前别站太近。”老猫抬起一根手指，朝正堂里虚点了一下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没有动脚。

“因为念的时候，规矩会找你。”老猫把手收回围巾里，“它先问你听不听见。你要是答了，它就知道你有耳朵。有耳朵的人，规矩就好管。”

我看了她一眼。

“你答过？”我把那两个字咬得很轻。

老猫没有答。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盖住下巴，转身进了正堂。我站在门外。正堂里头的算盘声停了。

“进来吧。”老猫站在门槛里侧，“你要听的，他念给你听。”

我数了三遍，三遍都在第三个名字上错开。第一次，念到第三个名字，那个声音顿了半息，像有人在纸边上停了一下笔。第二次，我从空地那头绕到祠堂后面，声音就断了。第三次我贴着老宅的正墙根站着，离那扇门只有一臂远。

它没有断。这次我听清了。门里那个声音不高不低。“陈有田。”

“周阿满。”那个声音停了半息，才往下念。

“陈守业。”第三个名字一出来，那支笔在纸面上就停住了。

每念一个，中间停半息。停的时候能听见很轻的一声“沙”，像笔尖在纸上拖过去。第三个名字，念出来是“陈——”

停了。停了很久。久到我肩膀上的灰都往下掉了一层。然后那个声音改口了。

“……不念了。”那个声音顿了很久，“下一个。”

我贴着墙，手心压在砖上。砖是潮的。潮得不正常。这个时辰、前一天夜里没下雨，这面墙却凉得像刚从井里捞出来。我往后退了一步。砖上的凉跟着我走了半步。我用殡仪馆的办法试了试——脚跟抵住墙根，站直，再松手。墙没有动，我也没有动。这面墙是真的凉。

第四次，我听见了别的。不是念名单。是一句更轻的话，从门缝里漏出来的。

“记上了。”声音很轻，像笔尖蘸着墨在纸背上蹭了一下。

老宅的木头比我想的沉。门轴没有上油，我推的时候没有响，一寸一寸地开，像被人在里面用两只手托着不让它出声。我把门推到能容一个人侧身进去的宽度，停住，先让眼睛进去。堂里比外头亮。不是灯。是纸。

北墙整面糊着黄表纸，纸上密密麻麻是墨字，写得小，一行一行往下排，一直排到墙脚。我隔着门槛看过去，最上面那行的头两个字是“丙子”。正中间一张八仙桌。桌上摊着一本簿子。蓝布封皮，边角磨得起了毛，翻开的那一页摊在桌面上，被一块镇纸压着。纸上是一列名字，每个名字后面有一道竖线，竖线后头跟着两个字：见、没、欠。

簿子前头短了一截。装订线上挂着一排毛边，头一年的纸被人整本撕走了，撕得很急，第三页上还连着半条。我在殡仪馆替人办过移交——上一任的尾数没人肯接，就撕。墙上那张黄表纸是从“丙子”起头的。丙子前头那一个年头，这张桌上没有人。

桌子后面有人。一个四十上下的男人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衫，坐在那儿。他先看我的鞋。那双鞋是白球鞋，鞋头已经黄了，在殡仪馆穿了三年。他看了三秒，看得很仔细，看完才往上走，走到膝盖，到腰，到脸。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，然后往下滑，回到我的鞋。

我干了三年，别人给我上妆之前也这么看。看手，看脖子，看耳后有没有东西。看完了再抬眼。账房先生是在给我量。他左手压着簿子的边，右手悬在纸面上方，握一支笔。他抬起头。

“哪个院里的？”账房先生的笔停在纸面上方，没有落。

声音不重，是那种旧式读书人的调子，说话的时候不赶，每个字的尾音都收得很干净。

“西边塌了的那间。”我把手按在门框上。

“那院空的。”账房先生的左手在簿子边上敲了一下，“空了三年了。”

“我今早从那儿醒的。”我站着没有动。账房先生看了我一会儿。

“新来的？”账房先生的手还悬在纸上。

“新来的。”我点了点头。

“报个名。”账房先生把笔横过来，笔杆搁在簿子上。

我在殡仪馆被问过无数遍这个，可我从没习惯过。名字这个东西从我嘴里出去，就是别人的东西了。

“沈昭。”我把右手抬起来，掌心朝上，“待确认。”

“什么待确认？”账房先生的笔尖在纸上悬住。

“我这三个字，是个半成品。”我把手从口袋边挪开，“它现在只认我这一个人。”

账房先生低下头，笔尖落在纸上。

“沈。”账房先生的笔尖点住第一个字。

“是。”我应得很快。

“昭。”账房先生的笔尖往右挪了一格。

“是。”我这回慢了半拍。

账房先生没有往下写。我在殡仪馆干过三年，我知道一个人不落笔是什么意思——不是不想写，是没有位置。他的笔尖在那儿悬了很久，久到墨在笔尖聚成一颗，滴下来，把“沈”字最后那一点染开了一圈。然后他把笔挪开了。

“坐。”账房先生把笔搁到砚台边上。

我在桌对面的条凳上坐下。这凳子原先大概还有一个人，坐的位置磨得比别处亮。账房先生没有让我坐那个亮的地方。

“外头有桩。”我用指节在桌沿上按了一下，“四十九根。有十二根顶上的纸是新的。”

“你数了。”账房先生的手还压在簿子上。

“我数了。”我没有把手收回来。

“老人跟你说过别数。”账房先生的眼睛没有离开我的鞋。

“说过。”我把两只手都放在桌沿上。

“你还是数了。”账房先生的手指在簿子封皮上划了一下。

“是。”我的指节在桌沿上收紧。账房先生把簿子往前推了一寸。

“记你一笔。”账房先生的手指点在纸上，一笔一笔往下按，“一、不该数的数了。二、到了地方先问空屋。这两样，明早的粮按半份算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我把身子往前倾了一寸。

账房先生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很轻，落在嘴角上，没有到眼睛里。

“记账的。”账房先生的手掌在簿子上按平了。

“叫什么？”我把两个字咬住不放。账房先生停了一下。

“照规矩，这话该是我问你。”账房先生把眼睛从我脸上移开，“可我不问。”

账房先生把簿子合上，用镇纸压住一角，蓝布封皮在灯底下泛着一层旧蓝。

“我姓掌。名是单字，掌簿。”掌簿把手指从镇纸上挪开，“你要记就记这个。”

我没有立刻动。那一页刚才摊开在桌面上，四十九个名字，我从第一个看到最后一个。第一个是“陈有田”，第二个是“周阿满”

。我看的时候，眼睛是从左往右走的。现在簿子合上了。蓝布封皮底下，那一页没有合拢的边。它比别的页薄，薄得像被人反复翻过。

合上以后它翘着。翘起来的角度，正好能看见它上面的最后两个字。还是“欠”。一页四十九个字，最后一个是欠。那两个字不是写在原来的格子里。格子的墨色发乌，写了三十年了；“欠”

那两个字的墨还亮，亮得像刚蘸的。我没有再问。

“坐。”掌簿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。

我在桌对面的条凳上坐下。凳子上原先坐过一个人的位置磨得比别处亮。掌簿没有让我坐那个亮的地方。他给我指的位置，正对着门。从那个位置抬头，能看见门外的天。

掌簿站起来，往北墙那排架子走。站起来的时候我才看见他那件青衫的袖口。袖口磨破了，是自己补的。补的是同色的线，远看整整齐齐，看不出是补的。可我在这行干了三年，我看东西先看针脚——补线的那一段针脚是歪的，一针长一针短，全歪在同一个方向。补过的那一小块比别处厚，捏起来有一道棱。

“你这袖口。”我用手指在空中比了一下他袖子的长度。掌簿停下来。

“怎么？”掌簿的手还搭在架子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