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能穿。”秦荼说，“穿了三十年，能穿。”

秦荼说完这句话，就低下头去看自己的手。两只手，摊开，翻过来又翻过去，像在看一件别人的东西。

“一针长一针短。”秦荼又说了一遍，“那是因为我只有两只手。”

“一只拿针。”

“另一只扶线。”

掌簿没有再说话。他笑了一下，那个笑很淡，淡得像纸上的旧折痕。秦荼这才转过来，看我。她看的是我的鞋。从鞋底看到鞋帮，看了两遍。第一遍看的是鞋头，第二遍看的是鞋帮上那道缝。然后她的眼睛移到我脸上。

“你入衙不到两个时辰。”秦荼说，“本官已查过你了。”

“查什么？”

“照妖镜照过一次。”秦荼说，“此物照人，照出来的只有两样：生、死。”

“照出来什么？”我说。她抬起手，掌心里那枚朱红印翻了个面。印面朝上。

“你不是人。”孟姜在门槛外面轻轻“啊”

了一声。

“我不是人。”

“不是活人。”秦荼纠正，“也不是死人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不是生人，亦非死鬼。”秦荼一板一眼，“本官判了三十年，只见过一个。”

“谁？”

她没有回答。她走到我面前，走得不快，靴筒高，一尘不染。我在殡仪馆干过三年，我见过家属拦着不让盖脸的，见过穿寿衣的先生手抖把扣子扣错一颗。可没有一个像她这样——她的每一步都像写在纸上，一步是一行，落笔就是落笔，不能改。

她停在我面前三步远。她抬起右手。我以为她要做什么文书的手势。她的手落在了我的衣领上。我的衣领是歪的。那件短打是我自己拿衬衫下摆和一条青布条绑的，绑得很难看，两边不一样长，右侧还翻着毛边。

她把那两边捏在一起，往下压了一寸。捏的时候她用的不是全掌，是拇指和食指，两指夹着布边往下捋。捋到领口最上面那道折，她把折住的那一截往里塞，塞了半寸，再用手掌横着按了一按。

“站好。”

她的手没有松。我站好了。她没有走。她的手捏着我的领口，捏着，没有松开。一。二。三。三秒。这三秒里她手指的力气没有变过。她也没有把领口再往下压，也没有松。她的拇指在我领口那道折上停着，指腹压着布边，压着不动。

那三秒里我也没有动。我站着。三秒之后她把手收回去，退开半步，靴子在砖上蹭出一声很轻的响。我耳根烫。

“领口不正，入堂即为失仪。”秦荼说，“下不为例。”

她转身走回案前。

“沈先生，”秦荼说，“你这个人，毛病很多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但是可以立案。”掌簿在案后轻轻咳了一声。

“秦氏。”

“该说的我说了。”秦荼说，“下一件。”

她从袖里取出一册薄薄的文书，翻开。翻的时候她用左手压住纸角，右手压住纸头，压平。纸上有折痕，折痕她压了两遍才压平。

“本官问你一件事，你据实答，不得稍有隐瞒。”秦荼说。

“你问。”

“三十年前那一夜，你在何处？”屋里静了。掌簿握着笔，一动不动。

“我三十年前两岁。”我说。秦荼把文书合上。

“记。”掌簿没有记。

“掌簿。”秦荼的声音压得很平。

记。秦荼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那一声“记”，是从案后那个位置来的。

“记。”秦荼说，“此节不可省。省了，就是我少写一行。少写一行，三十年后没人知道今日堂上问过什么。”

掌簿的笔尖落在那张没有纸的簿子上。他没有抬眼。

＊＊＊

出去以后我没有立刻走。我在月亮门外站了一会儿，把掌簿说的话从头到尾捋了一遍。第一件事，他说三十年前有两笔账，数目一样，一笔在册，一笔不在册。第二件事，他说要把不在册的那一笔补进册子，补进去就要写在谁的头上。

第三件事，他不说那支笔是谁的。三件事放在一起，指向同一个地方。有一笔账，他三十年前没敢写。他后来写进去了，可那笔账从头到尾记的不是账主，是替账主挨了一下的那个人。他不是不肯翻。他是不敢翻。

我站在那儿把这句在手上过了两遍。我在殡仪馆见过一个跟掌簿一模一样的人。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夜里，来了一个中年男人，站在告别厅门口，从门缝往里看。看得很久，不进来，也不说话。我在门里铺床，铺到一半抬头，看见他站在那儿。我把床单铺完，出去问他：您找谁。

“不找谁。”那个中年男人说。

“那您进来坐会儿，有椅子。”

“不了。”那个中年男人说。

他站了大概二十分钟才走。走之前他抬了一次手——他那个抬手的动作，我后来想起来，跟阿窈记了三十年的那个动作是一样的：右手，小指翘着。我在殡仪馆干了三年，见过很多种不敢。一种是家属不敢看，一种是凶手不敢认，还有一种是他刚才那种——他知道自己错了，可他要守的不是对，是那个写错的东西必须一直错下去。

老猫走过来，站在我旁边。她手里多了两根线香。

“问出来了？”老猫说。

“问出来一半。”

“哪一半？”

“他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”我说，“他不敢。”

老猫把一根线香插进墙缝里，点上。烟往上走，走得很直。这里没有风。

“我通关十二关。”老猫说，“每一关我都在想同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为什么这些副本里的人，都不跑。”我把这句话在心里翻过来。

“因为跑不掉。”我说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老猫看着那根线香。

“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道理。”老猫说。我愣了一下。

“我这一关，死过一个人。”老猫说，“那个人死之前跟我留了一句话：这地方判得没错，是我们不讲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他死了。”老猫说，“死的时候还在重复那句。”

她把手里另一根线香插进去。

“后来我想明白了。他那句话是真的。可真话不救命。这个地方认的不是真话，是簿子。”

“簿子上写他死，他就死。写你活，你就活。”

“掌簿说，他这辈子只干一件事——记着。”她转过头看我。

“他也只能干这一件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说。

“因为他是一个记东西的人。”老猫说，“记东西的人，不能改东西。改了，就不叫记了。”

“那谁能改？”

“买了他名字的那个人。”老猫说。

孟姜是傍晚回来的。日头压在西边那道墙上的时候，她从公堂方向走过来。她的脸白得不像话，手上一层墨，洗不掉的那种黑。她走过来的时候两只手一直举在胸口前面，十指微微张着，像怕蹭掉什么。

“抄完了。”孟姜说。

“写了几遍？”

“一百零一遍。”

堂上那道停抄的令，她听见了。她也知道自己该停。她没停——抄满一百遍，这条就能立案。她要的就是立案。我心里算了一下。十二遍之后，第七条上的“她”变成了“阿窈”

。那一百零一遍，她抄的是哪一个。

“最后一遍。”我说，“上面是什么。”

孟姜抬起手给我看。她手心朝上，摊开。她掌心是一片黑墨。墨中间有一小块地方是白的。白的那个形状，是一个字。她没有说话。我把她的手翻过来，又翻回去。翻的时候我用拇指托着她的手腕——她的腕子比我想的细。

“这个字。”我说。

“我认得。”孟姜说。我抬头。她看着我，眼睛很稳。

“第七条最后写的是‘阿窈’。”孟姜说，“可我抄到第九十遍的时候，它又变了。”

“变成什么？”

“变成‘沈昭’。”

线香烧到了尽头。老猫两根手指把香掐断了。她掐的时候掐在香头以下一寸，掐完把那一小截留在手里，没有扔。公堂的方向传来一声更鼓。那个声音响起来，还是那么平，还是那么贴着耳朵：日落。离衙。

孟姜的手还摊着。那块白色的墨迹，在暮色里像一个刚被人按在纸上的手印。老猫没有催。掌簿站在我面前，离我三步远。他的手一直捏着那支笔。他捏得很紧，指节发白，可那支笔一点都没有动。

“沈先生。”掌簿说，“你回去罢。”

“名册库在后头。”

“我不拦你。”掌簿说，“你已经被驳回了，不作数。第六条罚不到你身上——名册库也不算衙内。”

“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。”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

“你提醒我。”我说。

“你进去以后，会看见很多册子。”掌簿说，“几千册，几万册。”

“你会找到有你名字的那一册。”

“那一册上会写着一行字。”

“那一行字是我写的。”

“我写的每一句，都是记录。”

他转过身，走回那张桌子后面，坐下来，把笔重新搁上笔架。他低下头，看着那本没有纸的簿子。

“去吧。”

我走到门口。老猫还在门外，门框上那根线香已经烧成了灰白色，还剩一截没断。我跨出门槛。身后传来一个声音。很轻。

“沈先生。”那个声音说。

我停下。那个声音说：

“你要是有一天，问出我的名字——”那个声音在桌后，掌簿没有抬头。

“别问。”

我转过身。掌簿没有抬头。他坐在桌后，青衫发白，两只手放在簿子上，右手小指翘着。

“我要是答了，我这三十年，就白记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