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头是空的。我在殡仪馆登记过。死亡证明上，姓名后头必须填日子。空一栏，整张退回，退回就得问家属，问一回，家属就多疼一回。那一栏他没填。

“第三天我在册子上写她的名字。”掌簿的手从方石上收回来。

掌簿把那块方石上的东西往我这边推了半寸。不是簿子。是一张纸。纸边卷着，脆了，一碰就掉渣。渣落在石头上，落成一小堆。灰白的。纸上四个字。已结。存。

“两个字是‘已结’。”掌簿说，“后面两个字是我自己给自己添的。”

“存的是什么？”我没有动。

“存的是她。”我看着那张纸，没有动。

“三十年前那一页上，我该写她的名字。”掌簿说，“我写了。”

“我写的时候手很稳。我写完还在砚沿上刮了两下。”掌簿的手指在方石边沿上刮了两下。

“写完我才想明白一件事。”掌簿的手停在砚沿上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的眼睛没有离开那张纸。

“我一旦在‘已结’两个字后面写下她的名字，她这一辈子就是一件办完的事。”掌簿说，“办完的事没有人再翻。”

“我不翻，谁翻？”我把手指在方石边沿上按了一下。

“翻出来是她的错，还是我的错？”掌簿的声音往下掉。

“我算了一夜。”

“第一种，我把她的名字划掉，另起一页，写成‘待查’。”掌簿的手在方石上横着划了一下。

“第二种，我把我儿子的名字写上去，写‘沈家误记，致其子不齿，妻并沉塘’。”掌簿的手指在膝上收了一下。

“第三种，我照旧。”掌簿把手放回膝上。

掌簿把手放在膝盖上。右手小指没有翘。他不写字的时候，它一直是平的。

“第一种要县令点头。第二种要我自己点头。”掌簿说，“第三种最省事。”

“第三种要她点头。”

“第三种要她死了点头。”掌簿说，“她死了。她连翻的念头都没有了。”

“所以你写了？”我把手撑在膝盖上。

“所以我写了。”

“三十年。”我把手指在膝盖上扣了一下。

“三十年我记了四万七千三百二十笔。”掌簿说，“没有一笔重复。”

我把手指按在方石的边沿上。石头上有一圈一圈的浅痕。不是裂缝。是压痕。他记一本，压一道。三十年，四万多道，压在这块石头的四条边上，磨得发亮。四万七千三百二十道。

“第四万七千三百二十一，”掌簿抬起眼，“是她那一笔。”

他抬眼的时候，砚里那点墨自己往一个方向平了。平成一线，贴着砚壁。我看着它。它没有回去。砚是凹的。墨在凹底里，本该往中间聚。它贴在壁上，贴得很齐，齐得像有人拿尺子比过。我们这行洗墨条，墨干了要顺着砚形刮，刮不出直边。直边是活的墨自己走出来的。

“它是全阴司衙里，唯一一笔结得比它自己早的东西。”掌簿的手放在砚沿上。

“沈公子。”掌簿的声音落下来。

“我叫待确认。”我把手按在胸口。

“那就待确认。”掌簿说，“叫沈公子是我叫的。”

“我妻在册上不结。”掌簿的手在方石上按平。

“我今天带你去看她。”掌簿的声音没有起伏。

“你为什么不撤？”我的手指在门槛上停住。

“不敢。”掌簿答得很快。

“为什么不敢？”我看着他。

“因为一撤，我就得写缘由。”掌簿说，“缘由要照实写。照实写，我三十年前那十两银子和那半本账本，就得写进去。”

“写进去，这一笔就不是错账，是赃。”掌簿的手在膝上收了一下。

“我这一行，错账认罚，赃不认。”

“认了赃，我这三万七千个名字全部作废。”掌簿的声音低下去。

“不作废又怎样。”我说，“人已经没了。名字记得再清楚，人也没了。”

“不一样。”

“哪儿不一样？”我把两只手摊开。

“记着的人不会散。”掌簿说，“当年烧掉的三把火，现在还有两家人在找娃。他记得名字，就还有地方去问。”

“名字是我唯一还能给出去的东西。”掌簿的手在膝上摊平。

“你要拿回去，”掌簿说，“我怕他们连要去问的地方都没了。”

“我妻跟我吵过一次。”

“为一件公文。”掌簿的手在方石上敲了一下。

“什么公文？”我追问了一句。

“一份撤销文书。”掌簿说，“我说这案不撤。她说，撤案要有据。她说没有据就不能撤，只能驳。”

“我说驳了也等于撤。”掌簿的右手小指压平。

“她说驳是留档，撤是抹账。”掌簿的眼睛落在方石上，“她说抹了账，你就当没写过那案。”

“我们争了三天。”掌簿说，“她在我的簿子上写下‘不予受理’四个字，写了七遍，每一遍我都不合规。”

“她死了以后我再没写过她的名字。”掌簿的手放在膝上没有动。

“我这三十年也没有撤过那一案。”

我从门槛上站起来。我站在屋里，从门走到方石。一步。两步。三步。四步。五步。六步。七步。八。我又走了一遍。七。我蹲下来，用手抹了一下门槛。我手上沾了灰。我把手上的灰抹在方石的边沿上，抹出一道白。那道白在第三道压痕上，抹了一寸长。

“你三十年不擦了。”我说。

“擦了要重数。”

“撤了会怎么样？”

“撤了，我这一行就剩一样东西。”掌簿的声音落下去。

“哪样？”我蹲在地上没有动。

“剩一个沈砚。”掌簿说，“三十年记四万七千笔的沈砚。”

“别人一看，说，这人一辈子替人记名字，自己一笔没记。”掌簿的两只手交叠在膝上。

“记到今天，我连我儿子的名字都不敢念。”掌簿的眼睛低下去。

“他叫什么？”掌簿看着我。很久。我数我的呼吸。三十一。

“我不能说。”掌簿的声音很低。

“为什么不能说？”我没有再数呼吸。

“因为说出口就算记。”掌簿说，“我这三十年的规矩，嘴上说的不算，笔下写的才算。”

“我要是念出来，你听见了，你记着，那两个字就立住了。”掌簿的手在膝上按住。

“立住了就有人能拿去用。”

“三十年前就有人拿去用过一次。”掌簿的右手小指翘了一下。

“所以我在纸上写。”

“我在废页上写。写完把废页烧了。”掌簿的手在方石上压住。

“我写了三十年。”掌簿的声音没有抖。

“我一天写一遍。”

“我一天念一遍。”掌簿的嘴闭了一下。

“念的时候不出声。”掌簿的唇没有张开。

最后这一句，掌簿说了一遍。停了两秒。又一遍。同一句。每一个字都一样长。第三遍的时候，最后那个字还是“声”。掌簿自己知道，刚才那一句已经说过了。他没有再往下说。

屏风后头那个声音问了一句：“认什么？”

“认我是你爹。”掌簿说，“你不是那个把孩子推进井里的人。”

屏风后头那个声音一字一字往下压：“三十年前的事是我做的。是她叔做的。别的人做的。”

屏风后头那个声音接着往下说：“可你儿子掉进井里那三天，你在东厢烧东西。”

屏风后头那个声音补了一句：“你烧的是账本。”

屏风后头那个声音：“你在你家东厢烧账本。那三天里你没有去过一次井边。”

屏风后头那个声音没有放过他：“你在册子上写‘已结’，是为了保你自己。”

“你知道的。”掌簿说，“你一直知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