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两天两夜。簿子有几百页。我一页一页翻，翻到最后，才明白一件事：最后一页不是被翻过去的。最后一页是空白的。因为写这一页的人，到死都没想明白，那个名字到底该写谁。

公堂上没有白天黑夜。头顶那盏光一直是那样，不亮不暗，像谁把这一段时间定死了。我坐在椅子里，两只手放在扶手上。扶手是木的，木纹朝上。三十年没有人坐，扶手该有一层磨不出来的毛。我伸手摸了一下。

扶手正中有一块是光的。磨光的那一块，正对着一个人坐了三十年的位置。我把簿子摊在膝盖上，从头翻。案号从永字第**排到永字第四百七十三号。三百七十五号之前，页是全的。每一个名字后头跟着三样：日子，经手的人，归档的地方。三样写在一行上，一行一行往下排，一行不缺。

我从第**数到第三百七十四号，数到一半，手上的灰出了一层。数的时候我一直在等一件事。我等我自己那一行快点过去。它没有过去。它停在三百七十六号上，被撕掉了。前三百七十五号不在。不是没写。是那一段被撕走了。撕口在装订线那边，毛的，一层一层翻起来，像被水泡过又晒干的纸。

撕口很整齐。一条直线，直得像用尺比着。撕的人手很稳。可他撕到一半停下了。撕口留着毛边，毛边朝上，像一句没说完的话停在半路上。我把撕口那片毛边数了一遍。三十七片。簿子的纸是两张一层订的。一页，两片。三七除以二，除不尽。

我又数了一遍。第二遍是三十六。我把簿子举起来，对着那盏没有源头的亮，第三遍数出了第三十七片——它贴在装订线上，白的，很薄，不算毛边。三十七片里，三十六片是撕开的，一片是原本就有的。

一张纸，两片。撕的人撕到第三十七片，停了。我没有再往下问。我把指尖上的灰在裤腿上搓了搓。搓不开。我们这行处理遗体，指甲缝里进了骨灰也搓不开，要拿酒精棉一片一片擦。擦不掉就留着，留到下班。

我把两只手翻过来看了看。两只手都是干净的。我把撕掉的那几页翻过来，看背面。背面有字。不是正文。正文是官府的写法，一笔一画，很正。这几行是备忘，写在页边的空白上，竖着写，从右往左。字是反的。

墨渗过去了。纸薄，正面写字，墨吃进去一层，从背面透出来就是反的——反的不只是笔画，还有左右。我举着这页对着光看了很久，把眼睛往左挪，才把那几行认出来。写字的人一辈子只记两种东西：收了多少钱，谁家的孩子什么时候生，什么时候没的。

他的备忘不用笔。他的备忘用账房记账的写法。他写了四行。

「昭儿八岁，井边洗手。」

「问其名，我未言。」

「今日有人替我说言。」

「我不说。」

我看着“昭儿八岁”这四个字，看了很久。三十年前，一个八岁的孩子蹲在井边洗手。井边洗手本来不需要名字。有人问了他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记账的人在井边问。

他答了。他答得很清楚，因为他爹教过他。教了三遍。可是记账的人没有记。备忘上的第二行：问其名，我未言。我未言。我知道为什么。我要记，全村都得跟着记。全村记了小叔的名字就会顺着往上查。小叔那天在井边。小叔要是知道他有人证，这个孩子就不是孩子，是人证。人证要活着。活着的孩子比死了的孩子麻烦。

所以记账的人没有记。他为了不让这个孩子被记上去，让这个孩子在村子里没有名字。我们这行给孩子登记，姓名那一栏空着，医院不收。空着就得有人签字。三十年前这一栏没有人签。三十年后也没有人补。

一个活了三十二年的人，纸面上不存在。八岁的人在村子里没有名字，就是个小哑巴。谁都可以跟他说，你算什么。然后那孩子掉进了井里。我抬起头，看门口。那道光停在门槛上。光铺在门槛里侧一条窄窄的线，线外头是暗的。我盯着那条线看，看了很久。

那条线没有挪。我数自己的呼吸，数到四十七。它还在原处。门槛三十年没有换过，那条线也就三十年没有挪过。可是这屋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数到四十七这中间，门槛上的木头该有一层新的亮。没有。我低下头，接着看簿子。

我把那四行字读第三遍的时候，读到了“今日有人替我说言”。今日。三十年前那个下午，有人在井边替他说了一句话。那个人不是别人。那就是记账的人自己。他对着井边蹲着的那个孩子，念了一遍那两个字。

念完自己都不肯记。为什么不肯记。因为他记的就是他自己那一行。他一天记一千个名字，记到最后一笔收回来，发现自己刚记的是自己儿子的名字——那这一千零一笔里，有一笔是他自己的。他的名字他自己记不得。规矩是嘴上说的不算，笔下写的才算。

他一写，四万七千三百二十笔全成了笑话。所以他念，不写。念完，他把袖口一甩，出去了。袖口甩出去的时候，带下来一点东西。不是灰。是纸。很小的一角，卷成筒，掉在门槛上，被门口那道光压在原地。

三十年前的一张废页。我没有去捡。那是他练笔的纸。练完就该烧。他没有烧，是因为他那时候还不敢烧得太干净。那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差点让一个人看见他自己。三十年后，是我。那是他这辈子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。

一句。我把手指头按在那行字上。备忘上的第三行：今日有人替我说言。一个人替另一个人说话，说完了自己一个字都不留。三十年。我在这行字上坐了半宿。我把簿子往前翻。翻到那张纸。纸在第三百七十六号那一页和第三百七十七号那一页中间，是折起来的，夹在装订线里。

折得很方正。四折，边角都磨软了。纸已经脆了。我用两根手指把它捏出来，放在膝盖上。打开。上面是字。是账房先生的写法。竖着，一行一行。第一行写的是三十年前的日子。第二行写的是一张纸，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三个字。第三行写的是“我照着写”。

第四行是抄的。第四行抄的是一个名字。沈砚。我把这一行对着光举起来。墨透过去的那一面也是反的。反过来的字更难看——“砚”字那一块墨最重，透到背面成了一团，糊在一起。我把纸转过来，又转回去，对了三遍，才把它跟撕口上那半行对上。

我把簿子捧起来，翻到第三百七十六号那一页被撕走的撕口上。撕口那里还留着半行字。半行字的后面是空的。我把这张纸上的第四行，和撕口上那半行对起来。一模一样。他把儿子的名字，抄成了自己的名字。

我坐在地上没有动。沈砚。这两个字是掌簿的名字。三十年前，一个叫沈砚的账房先生抄录小叔的罪状，抄到死者一栏的时候，把该写的那个名字，写成了自己的名字。他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“我儿子叫沈砚”。他儿子不叫沈砚。他儿子叫沈诒。诒这个字是他娘起的，吉祥的意思，讨好兆头。

他媳妇难产那年他起过这个字，起完跟人说了一遍，说完自己愣住了，从此没有再提。

他就当他儿子叫沈砚。他抄错了。一笔错账。错在他自己身上。我把这个名字在膝盖上写了一遍。写到最后那一笔，我的手停在半空。小指翘着。我自己没有发现。我们这行给活人化妆，底子好不好一眼就看得出来。骨相是骨相，皮是皮。底子好的人不用粉也上得去。

这一手是从哪儿来的，我到今天才想起来。我们这行给别人开死亡证明，姓名栏、性别栏、身份证号，三样填完才往下走。少一样退回。填错了也一样退回。退回来就得重填。重填一遍，交上来的表跟上一张对不上号。一个人一辈子只能有一张。多出来的那一张不作数。

“沈砚”这两个字，本来是他自己的。